1.新“三门”干部

　　“文化大革命”狂热而疲惫地搞了七个年头，锻炼出中国人的一种特殊才能——学会从报纸缝里观测政治斗争的风云变幻，判断斗争的此消彼长。

　　1972年1月10日下午，陈毅的追悼会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毛泽东出人意料地突然穿着睡衣赶到会场，为这位受到不公正批判的元帅送行，并对陈毅的夫人张茜说：“要是林彪的阴谋搞成了，是要把我们这些老人都搞掉的。”

　　这突然发生的事件，使得这个葬礼具有了很多的附加意义，在“文革”史上被反复提及。与此同时，许多人还注意到，这天的报纸上，参加陈毅追悼会的那一长串名单里出现了父亲的名字。不少朋友都暗暗为他庆幸，因为这意味着父亲已经得到“解放”了。

　　事实上，父亲从河南省潢川县黄湖团中央五七干校返京后约半个月，中央组织部的人就到我们家找他谈话，准备安排他到甘肃省工作。当时父亲表示没有意见，只要能工作，到哪儿都行。

2.“假如我能活到那一天……”

　　1975年5月，父亲和吕正操、程子华等一些“挂着”的老同志，被送到中央党校第四期干部读书班，学了一个多月“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在这期读书班毕业典礼上，叶剑英到会讲话，他突然问台下：“胡耀邦来了么？”

　　父亲赶紧站起来。大声问候：“参座，你好么？”

　　叶帅点点头：“好啊。你现在怎么样？”父亲说：“还好。”叶剑英招呼他坐到前排，又问了他的近况。

　　散了会，有人恭喜父亲说：“耀邦，你快熬出头了！”果然，1975年7月17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分管科技工作的华国锋，找父亲和李昌谈话，宣布了中共中央任命他们去中国科学院工作的通知，传达了邓小平对他们工作的三点意见。

　　父亲到中科院后，在调查研究的同时，和李昌等人着手起草向党中央汇报的指导科技战线开展整顿工作的文件：《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简称《汇报提纲》）。

　　在《汇报提纲》中，第一次提出了“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的观点。

　　9月下旬，邓小平听了父亲等人的汇报，对这个《汇报提纲》给予了充分肯定，他说：“这是一件大事，要好好议一下。国家嘛，科研不走在前面怎么行？”

　　此时，父亲不太清楚毛泽东的态度，仍大力着手恢复中科院的工作秩序。特别提出要关心、爱护知识分子，为他们办实事，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并建设性地提出要“五子登科”：从妻子（夫妻分居）、孩子（上学、入托难）、房子（住房紧张）、篮子（买菜难）、炉子（煤气灶短缺）等问题入手，为科研人员解除后顾之忧。父亲到中科院工作四个月，就有四百多对长期两地分居的夫妻得以团圆。

　　被鄙夷、凌辱了近十年的“臭老九”们，在经历了思想专制和科研管制的严冬之后，第一次感受到了春天温暖的气息———这座死气沉沉的科学圣殿开始复苏了。

　　10月24日，在中科院举行的纪念红军长征胜利40周年大会上，父亲激情洋溢地挥动着手臂说：“40年前的今天，我们干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那就是长征。40年后我们再干一件大事，进行新的长征，把中国建设成四个现代化的强国！”

　　时至今日，30年过去了，当时父亲率先提出的“新长征”的口号，仍然是我国四化建设中最振奋人心的口号之一。

　　然而，父亲真的没有等到这一天的到来，也没有机会与他热爱的科学家们再次相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