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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给胡耀邦当秘书
作者:曹治雄      时间:2007-03-16   来源:
 

  1954年初春,我由中央团校调到团中央任胡耀邦的秘书,任职三年半,和他朝夕相处,对胡耀邦同志有一定的了解和认识。原团中央的老同志约我写点怀念耀邦同志的文章,就应承了。执笔过程中,能否完全忠实于当年,尚请知情者批评指正。

创造性地开展青年团工作

  新中国成立之初,对于建立还只有两三年时间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究竟如何开展工作,中共中央给予极大关怀,毛泽东主席和刘少奇同志都作过多次指示。作为团中央书记处第一把手(当时还没有“第一书记”的称谓。1957年5月召开团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团中央才设置第一书记职务,胡耀邦当选为团中央第一书记),耀邦同志做了大量调查研究,组织团中央书记处成员和各部门各单位的领导,反复学习和讨论毛泽东、刘少奇的指示,深入学习、讨论,取得共识,因而青年团工作在全国各地蓬勃开展起来了。

  工业战线上涌现出了许多青年突击队、青年节约队、青年监督岗,部分城市青年还组织了一支又一支青年志愿垦荒队,到边远荒僻的农村开荒种地。广大知识青年为响应中共中央“为迅速赶上世界先进科学水平而奋斗”的号召,掀起“向科学进军”的热潮。在全国工作蓬勃发展的基础上,团中央于1955年9月在北京召开了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1956年3月又在延安召开了陕西、甘肃、山西、内蒙、河南5省(区)青年造林大会。同月,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也在北京举行。几次大会都开得非常成功,耀邦同志全力领导、参加了大会,并作了多次热情洋溢的报告,极大地调动了各行各业的青年团员和青年们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

  耀邦同志作报告有个特点,每次报告都要由他亲自主持起草,广泛听取意见,一定要把报告写得非常好。1956年决定召开党的“八大”会议,耀邦同志要在会议上发言,向党中央和党代表汇报青年团的工作,他对此非常重视,除了必须由他处理的日常工作外,他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起草报告这项工作上。通过他和书记处起草小组成员多次议论研究,集思广益,最后形成初稿。他还不放心,两次亲自带了初稿向时任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的胡绳征求意见,又让我去请《人民日报》的邓拓、新华社的吴冷西帮助审改,还请了叶圣陶老先生的儿子叶至善作了文字上的润色,最后送陆定一审定,这才放心了。从起草这份报告的全过程,足以看出耀邦同志那种对工作“极端负责、聚精会神、深思熟虑、一丝不苟、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严谨工作作风。这个作风贯穿了他的一生。

  耀邦同志十分重视对青年的思想教育工作,十分重视青年团的舆论宣传,经常亲自抓团报、团刊、青少年图书的出版工作。尤其是《中国青年报》和《中国青年》杂志,他每期必看,看得很仔细。1955、1956那两年,他定了一项制度,每周星期日晚上,《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杂志、《中国少年报》和中国青少年出版社的社长、总编辑,都到他住的关东店20号集中,由他亲自主持,或研究、或讨论、或广泛议论报刊、出版工作中的各种问题,找出工作中的缺点和毛病,提出改进工作的办法,以便提高报刊书籍的质量,使之发挥更大更好的作用。耀邦同志常常发表一些新颖的、有独到见解的、富有启发性的意见,对他们做好工作很有帮助,思想上也受到很大启发。

深入群众 热爱青年

  耀邦同志喜欢接近群众,喜欢到群众中去。由于这一时期他担负的主要是青年团和青年工作,所以接近更多的是青年群众。

  1955年冬,他出差江苏、上海、浙江、江西、安徽等5省市,除了听取团委领导汇报工作外,必定召开团员、青年座谈会,直接了解他们所思所想。在上海座谈时,还特意邀请了一位青年女企业家(姓陶,名字忘了)、上海市青联委员参加,了解这一群体的青年人的状况和他们的企业的生产经营情况。每到一地,各级团委的干部和团员、青年们,都希望能听到胡书记的报告,耀邦同志都答应了。在南京、上海、杭州、南昌、合肥5个城市,都组织了少则千多人,多则两三千人的青年群众大会。耀邦同志的报告历来生动活泼,鼓动性强,青年人非常爱听,每次都报以热烈的掌声。在安徽,耀邦同志专门去了梅山水库工地,看望那里的数千青年建设者,应邀在工地大礼堂作报告。挤满了大礼堂的听众,不只是青年工人,几乎全体水库建设者都来了。在偏僻的山区听中央领导同志的报告,他们还是第一次哩。

  这次华东之行最重要的一项日程,就是到江西看望上海青年志愿垦荒队。这年10月,青年团上海市委组织了上海青年志愿垦荒队,开赴江西德安县鄱阳湖畔,成立了“共青社”,进行开荒生产。耀邦同志从南昌乘火车出发,到达德安时已近黄昏,下车后直奔“共青社”跟社员们见面,耀邦同志鼓励队员们说:“现在中国还很贫穷、落后,我们前进的路上还横着两条‘大河’,这就是愚昧和贫穷。同志们,我们一定要下决心闯过这两条‘大河’,也一定能闯过这两条‘大河’。”应垦荒队员们的要求,耀邦同志用山竹夹着棉花当毛笔,蘸着墨汁题写了“共青社”三个大字。直到皓月当空、银光洒满原野的时候,才依依不舍地向队员们道别。

  1956年夏季,耀邦同志出差东北,主要是到黑龙江省萝北县去看望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途经沈阳、长春、延吉、哈尔滨等地时,每到一地,都要向当地团员、青年们作报告,然后从哈尔滨奔赴萝北县。萝北县位于黑龙江东段南岸,交通不便。先乘火车,中途换乘铁路上自用的平板车,再改乘大卡车,次日下午才到达萝北县。在萝北停留3天期间,耀邦同志跟垦荒队员们进行了座谈,询问了他们劳动、生活等方面的情况,到地里参观了他们耕地、播种,亲自为他们拍照。队员们受到很大鼓舞,纷纷表示要在萝北安家落户,一定要将北大荒建成“北大仓”(粮仓)。

  1955、1956两年中,北京许多高校团委请耀邦同志去做报告,耀邦同志都答应了。可是我们当秘书的心里很明白,他根本不可能分出那么多时间,到那么多大学去做报告,因此多次提醒他。可他总说,这两年同工农青年有接触,跟知识青年、尤其是大学生,接触少了些。这些大学生将来都是建设国家的栋梁之材啊,青年团应当更多地关心和爱护他们,引导他们健康地成长。耀邦同志那种热爱青年,尊重知识,渴望人才,爱惜人才的心情,也感染、教育了我们这些年轻的青年工作者。

  上个世纪80年代,从电视屏幕上可以经常看到胡耀邦总书记坐着面包车,走遍全国老少边穷地区,在炕头上,在饭桌边,在帐篷里,在田头地角……向群众嘘寒问暖、同他们倾心交谈的情景,联想到我在50年代接触到的那些往事,他被称做“人民的公仆”“大地的儿子”,是一点也不过分的。

博览群书 好求甚解

  耀邦同志喜欢读书,我早有所闻;而对他好求甚解的习惯,却是当秘书以后才知道的。

  那是1952年秋,我在中央团校工作时,校部请了中宣部副部长、政务院文化部副部长、全国文联副主席周扬同志来给学员上大课。顺便写一笔,那时请中央高级领导同志给学员上课并不难,团校就先后请了政务院法制委员会主任陈绍禹讲法制建设问题,邓颖超同志讲《婚姻法》(新中国第一部民法),叶圣陶先生讲语法修辞,等等。当周扬同志讲到青年团干部和广大团员、青年应当多多读书、勤奋学习、用全人类的知识武装自己的头脑时,他说:“你们团中央书记胡耀邦就是一位喜爱读书、知识丰富的领导同志,他在延安时,就以好读书、读书多出了名。他不但读了大量马列主义和毛主席著作,还读了许多文化知识和文学艺术作品。像中国四部古典文学名著,他就很熟悉。”

  耀邦同志对马恩列斯毛的著作总是反复学习的。他的书架上放有不同时期出版的各种版本的《毛泽东选集》。1955年,中共中央编译局新翻译出版的《列宁全集》开始面世,他就叮嘱我务必及时买全。因此每出版一卷,我就立即去书店购买交给他,他拿到手就立即学习,买一卷就读一卷,决不拖延耽搁。第二年,新翻译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开始出版,也是出一卷就买一卷,买一卷他就读一卷,如饥似渴、夜以继日地读。

  他爱读文史书籍,买不到二十四史,就托人从中国青年出版社借来一套解放前开明书店影印出版的《二十五史》,放在手头抽空就来读。其它的书,只要他认为是值得一读的书,都要千方百计的买来或借来阅读。50年代前期,中国同印度、印度尼西亚建立了密切的友好关系。为配合印度尼赫鲁总理、印度尼西亚苏加诺总统先后对中国访问,出版部门翻译出版了尼赫鲁著《印度的发现》、苏加诺著《苏加诺文集》,耀邦同志购买了这两部书,在较短的时间内把它们阅读完了。

  1955年国庆节前后,香港出版了唐人的著作《金陵春梦》。此书当时在内地的一般书店里买不到,只在一些高级领导干部中流传。耀邦同志自己借了一套来,这套总计160多万字的大部头,他也就是用了个把星期晚上的时间把它看完了。

  耀邦同志看书,总喜欢对其内容琢磨研究,形成自己的见解,有时堪称独特的见解和心得。而每有会意,便欣然同我们这些身边的工作人员谈论一番,这也是他读书的一个习惯。

  他说,《列宁全集》中既有大部头著作,也有中短篇文章。而数量占相当多的是那些书信、电报、摘记、批示、命令等等。这些文献内容简短,语言犀利,往往涉及革命斗争中的重大问题,行文是“急就章”风格,本人未作多的修改,也没有经过别人加工,保留了“原始”风貌。这部分不能小看,它反映了十月革命期间,在那样紧张激烈、错综复杂的斗争中,列宁是如何领导党和人民战胜各种艰难险阻、克敌制胜的。而《斯大林全集》里的文章,一般都写得很漂亮,文字有华彩,逻辑也严密,看得出来是经过“秀才”加工的。

  耀邦同志往往能从读书所得中,联系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些重大问题,进行思考,形成他自己的看法和创见。记得他读完《印度的发现》一书后,发表感想说,印度原来完全是英国殖民地,中国是半殖民地;印度1947年独立,新中国1949年诞生;印度的面积不及中国的三分之一,但可耕地的面积比中国大很多,人口却比中国少一些;它现在有5万公里铁路,500万纱锭;而“蒋委员长”留给我们的只有2万公里多一点的铁路,纱锭也比印度少,是民族工业家留下来的。美国的面积比中国略小,但根据列宁的调查,美国在20世纪头十年初期,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全国铁路的总长度已达20万公里。而中国现有的人口已大大超过美国,我们至少该有30万公里铁路才够用。所以我们得抓紧多修铁路,若干年后,比如到1980年,最晚到2000年,我国的铁路达到20万公里时,那我们的许许多多事情,就好办多了。

  他还说,纺织业是关系民生的大事,也应该加速发展,使全国人民不光“足食”,还要“丰衣”嘛!

  耀邦同志读书还有一个习惯,即如本节标题所示,“好求甚解”。读书时碰到搞不清楚的问题,他一定要搞清楚;不大明白的事理,他一定要弄明白;不大懂的关节处,他一定要“打通”。在学习上他从不拿“架子”,而是“不耻下问”,绝不强不知以为知。

  1954年,团中央召开一个小型农村青年工作座谈会,少数大区团委和省市团委书记参加,共约十来人。耀邦同志请了政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同志来讲话。邓老在讲话中说到治理黄河、淮河等水利建设问题,说这是农村青年施展身手、实现抱负的大舞台。他对此寄予厚望:一定要在他们这一代手中,把黄、淮治理好。否则,他引用一句古语说:“俟河之清,人寿几何?”散会回来的路上,耀邦同志问我:“邓老刚才讲的那句话,你懂不懂,是谁说的?在什么书上?”我回答“意思懂得,是谁说的,出自何书,都不知道。”“你回去后查查,把答案告诉我。”他叮咛道。我在团中央图书数据室没有查着,到北京图书馆,花了大半天工夫才查出来,答案见《左传·襄公八年》引古逸诗。我回来立即向他汇报,他有点惊诧地说:“左丘明如果活着,都两千多岁了。他引的古逸诗产生的年代当更为久远。可见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是多么古老,是怎样的源远流长啊!更可见黄河的水患为害又有多少历史年代了!”他不胜感慨地说:一定要照邓老说的,我们这一代青年人一定要把黄河治好,把淮河和其它“害河”治好!也一定能治好!他还说:“一句古话,听不懂,这是常事,要放过也就过去了,可是一查,就查出这么多学问来了。”

  这年,印度尼赫鲁总理应邀访华。访问结束前夕,毛主席在新侨饭店为他举行送别宴会。耀邦同志出席了这次宴会。宴罢归来,他递给我一张小条,上面记着“暗然消魂者,惟别而已矣!”他告诉我:“毛主席在致词中讲,‘中国有位古人说过’,往下就是这句话,谁讲的他没指明,你晓得不?”我答“是南朝梁?江淹《别赋》中的文句。不过,这里的‘暗’应为‘黯’,‘消魂’应写作‘销魂’。”“啊,对了,就是‘江郎才尽’那个人吧?这回可记住了!”此时,耀邦同志简直就像中学生解答了一道什么难题那样,得到了莫大的乐趣。

  耀邦同志学历不高,只在少年时代上过两年初中,不满15岁就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在60年的革命生涯中,可以静下来安心读书的时间恐怕很少。然而,他毕生勤奋好学,锲而不舍,见缝插针,孜孜不倦,且“好求甚解”、“不耻下问”,从而积累了丰富的知识,成为一个具有渊博学识和很高文化素养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生活简朴 不求闻达

  耀邦同志生活简朴,在有关日常生活问题上,他从无所求,完全听凭组织上、机关行政部门以及家里(指穿衣服)的安排。1954年我开始任秘书时,团中央书记处的9位书记,除廖承志、王宗槐和荣高棠外,其余6人都住在大甜水井胡同1号。这是一所有四进四合院结构的大宅第,房屋都很旧,也没装修过。第一进三开间正房是耀邦同志的办公室兼会客室、会议室,他的卧室在办公室的西头,面积狭窄,光线阴暗,地面泛潮。大半截为卧室,除了床柜别无长物,小半截隔成卫生间。总之条件相当差,一家老小更不可能住在一起。

  大甜水井开了个小灶。书记们和办公室副主任黄天祥、书记处秘书畲世光两位,以及稍后调来的《中国青年报》副总编辑张黎群,都在这里集体用餐。湖南人喜欢吃辣椒,但多数人不爱吃,耀邦同志遵守“少数服从多数”原则,从未提出过另做点辣椒的特殊要求。

  1955年,团中央决定耀邦和胡克实两位书记及畲世光同志迁往关东店胡同(“文革”中改为富强胡同,沿用到今)20号。关东店20号也是几进的四合院,但房屋较好,比原来宽敞,因此耀邦同志全家人才住在了一起。按规定给他配了厨师,家里单独开伙,一家人可团圆吃饭了。夫人李昭同志依旧如“大甜水井时期”一样,只是星期六晚上回家,星期一一早就赶着上班去了。耀邦同志有时陪母亲、岳母两位老太太吃饭,有时单独用餐,用托盘搁在办公桌或茶几上,边看书报边吃饭。逢年过节必定和家人吃团圆饭。零食呢?我见到的他只喜欢吃点葵花籽儿。警卫员李汉平熟知他这个习惯,总是按时买了给他准备着,但也有买不到的时候。

  至于穿着,我在他身边工作期间,未曾见他买过或做过新衣服。外出开会、出差、会见稀客和接待外宾,穿的都是那套旧的深色哔叽中山装,冬天外出时加件外套,这些衣服大概都还是从川北带来的。

  耀邦同志和其它许多老革命一样,从来是手不沾钱。团中央每年的预算,由主管书记审核,交耀邦同志钤印,由我代他盖章后,上报财政部。至于他每个月的工资,都是财务处的同志送到关东店来,由我代为签收,李昭同志也将她的工资的三分之二交我,一并入账保管。一应家用开支,都从我这里取钱。耀邦同志从来不过问这方面的事儿,他的衣袋里从来不装钞票,只带香烟。他的烟瘾很重,一天一包,有损他的身体健康,听说晚年戒了。

  至于“行”,耀邦同志当然配有专用小轿车。不过他来团中央使用的第一辆专车,是从前任冯文彬同志那里移交过来的一辆美造“别克”,而冯也是接用的旧车,只是加了层油漆,又使用了4年时间,到耀邦同志这里,这辆专车之旧的程度,可想而知了。这跟时下有的地方镇党委书记出门坐的是进口丰田,村支部书记也要坐桑塔纳,简直是天壤之别。

  1954年,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第一书记谢列平,向耀邦同志赠送了一辆吉姆牌小卧车,他这才更换了座车。

  耀邦同志工作繁重,思维紧张,极少有“放松”的时候。他会下象棋,如有适当对手,偶尔对奕一盘。他也会玩麻将,只在两种情况之下才可能来几圈。一是节假日老朋友相聚,二是中央开会期间,他的一些老战友,如陶铸、曾希圣、张平化等约齐到关东店看望他时,往往就摆摆“方阵”,尽兴而返。一次,我们引用列宁的教导“休息是为了更好地工作”这句话连动员带撺掇说动了耀邦同志,同意到颐和园去逛逛。耀邦同志这一去啊,还真被颐和园内美丽的山光水色吸引了。他兴致很高,还给我们陪同人员拍了照片。回来他说,玩这么一趟,还真消除了疲劳,精神爽快多啦。我们为之高兴,认为往后动员他的理由更充分了。但后来也只去过两次,一次是陶然亭公园,一次是北海公园。我当秘书期间,耀邦同志逛公园就这么三次。平时,我也没有见过他和李昭同志逛过商店。

  1954年夏季,中央办公厅安排耀邦同志去北戴河休假,我陪同去了。住下后,听说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刘宁一同志也来休假,住在不远的另一幢别墅里。因为工会和青年团都是群众团体,在工作方面有不少“共同语言”,于是耀邦同志就常去找刘宁一同志,议论一些工作上的问题,加上处理公务和读书,十来天的休息,实际上他一天也没休成。

  1956年9月中下旬,中共八大在北京召开,耀邦同志在大会上作了发言。开始时每次散会回家,都是喜形于色。可是到会议后期,进门后什么也不说,表情严肃,似乎有些心事。进办公室后,就伏在案上写,写完后亲自抄好,装进公文包,第二天去开会时一起带走。大会闭幕后公布了新选举的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的名单,耀邦同志当选中央委员,我们向他表示祝贺。他却依然表情严肃,心事重重地说:“不少省委书记,中央的部长,部队的将军,他们的水平比我高,功劳比我大,资格比我老,但还只是候补中委。我向中央和毛主席写了几次信,请求无论如何不能安排我为中委;如果工作需要,安排个候补中委就足够了。但没有被采纳,我心情很难平静啊!”后来还听他说过,当选候补中委的邓拓同志,事先也向中央、毛主席写了“请辞报告”,但中央也没有同意。耀邦同志对邓拓同志一向很是尊敬和佩服,说他是个既有才气又很有才干、为人正派的优秀人才。他给邓拓同志写信时,总称之为“邓大师”。

尊重人 团结人 爱护人 关心人

  给耀邦同志当秘书3年多,就我所听到和见到的,突出的感觉是,他尊重人、关心人,爱护人,待人坦诚、宽和、豁达大度,从不计个人恩怨,善于团结人。

  1955年华东之行,在南昌向团员、青年作报告时,耀邦同志对台下一两千青年人说:“有同志问我什么时候参加革命的,我可以告诉同志们:我是在家乡浏阳入的团,那时刚15岁,觉悟不高,懂得的革命道理很少,比今天在座的同志们差多了。后来到江西苏区,正式参加红军,开始时,也只在墙上写标语、口号。而你们的邵省长(邵式平时任江西省长)早已担任领导工作了。”总之,不论是在千百人的大场合,还是在少数人中间,他总是由衷地而不是虚假地称道人家。真是“平生不解藏人善”咧!

  耀邦同志胸无城府,谦逊宽和,因此他有许多朋友,有的堪称挚友。据我观察,他们之间,既有战友之情,也有私交之谊。1955年和1956年,耀邦同志先后出差华东和东北数省,所到之处,分别看望了江渭清、陈丕显、江华、邵式平、曾希圣、黄火青、赵林、朱德海、欧阳钦等许多老同志,从他们那里了解了当地的基本情况。同样,一些地方领导同志到北京开会时,都要来看望耀邦,来得最多的是陶铸。

  迁到关东店20号以后,耀邦同志的办公室兼会客室的面积减少了,我的办公室倒是扩大了很多,这样他到我办公室就来得较多了:打电话,布置工作,安排日程,询问一些事情,等等。团中央机关一些部室的负责同志来,有时候耀邦同志也在这儿听取汇报,同他们研究工作。

  我的工作不繁重,时间也较宽裕。我原本也爱读书,因此处理完工作后,就读了些书。1956年发生“匈牙利事件”,我读了些有关这方面的理论著作,心有所得,就写了篇《什么是自由》的文章,《中国青年报》给发表了。接着,应《读书月报》约稿,又写了篇学习法共中央委员罗歇?加罗蒂的一部著作的读后感,在该刊发表。还在《中国青年》杂志发表过几篇学习鲁迅风格写的杂文。青年报刊登载的几篇耀邦同志都看了。他鼓励我说:“文章写得还可以,有时间练练笔也好嘛!”总之,凡属于读书、学习、增长知识、充实和提高自己的举动,耀邦同志从不加阻拦,相反他还会营造一种宽松的气氛,鼓励青年人用功学习,发奋读书,求知。

  这里要叙述一段家事:1955年,我母亲从长沙来到北京,被安排住在关东店1号院内。1号距离20号约30来米。我告诉母亲:那头住了两位湖南老太太(指耀邦同志的母亲和岳母),又热情又和气。不久,两位老太太也知道我母亲来了,欢迎我母亲去坐坐、聊聊。这样,三位湖南老乡相聚了,叙乡情、拉家常,很快就变得亲热、熟悉了,有时,周末晚上还一同到团中央礼堂去看电影。耀邦、李昭同志后来也认识我母亲,对我母亲给予关心和照顾。1958年、1959年我下放劳动期间,逢年过节,李昭同志还派人给我母亲送来肉菜食物等。其时我母亲已迁离关东店,住到团中央另一处家属大院了。对于一位孤身老太太,耀邦、李昭同志这种关心、照顾,真是雪中送炭啊!

  1957年以后,我调离耀邦同志身边,先是下放劳动,后分配到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做编辑工作。1961年我参加编辑一套《中国历史小故事》丛书,出版后,请吴晗教授写了篇书评发表在《人民日报》上。大教授为小朋友写书评,不但为社会读者所瞩目,也引起耀邦同志关注。他传话让我去“聊聊”,我如约到了关东店。他说我们送他的样书他看了,也看了吴副市长的书评。他还说:“给中小学生普及历史知识很有必要,你们的书也编得很好。”最后还说:“你做编辑工作我看是能胜任的,努力干吧。”这是对我的勉励、关怀,也是对我的要求、鞭策。

在“五七干校”的两次相遇

  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共青团中央被定性“修透了”,第一书记胡耀邦被诬为“三反分子”。1969年开办 “五七干校”,把以原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为首的书记处的十来位书记和团中央机关及各直属单位共一千多人,“一锅端”到了河南潢川县黄湖农场“五七干校”。耀邦同志被编入团中央机关一连,我们出版社是七连。两地约一公里距离,因此长时间我没见过耀邦同志。只听说他秋收打场时,同其它“五七战士”一样,扛着装满稻谷的麻袋包入库,我想他那瘦小的个儿,又是五十多岁的人,能扛得动吗,会不会压坏了!? 但是有人说:“他干得挺象样儿,干得挺欢哩。”

  干校里有一阵“解放”领导干部,原团中央各书记轮流下连队听取“革命群众”意见。一日,耀邦同志来到七连,偶然间我们在路边相遇,互道寒暄后,他问我母亲来干校没有,我答来了,他又问住在哪里,我告诉了他。后来母亲告诉我,耀邦同志特意去看过她,还问了她和周师母好,也问了“周同志好”!周师母是出版社资深老编辑周振甫的夫人,大家习惯称她周师母。“周同志”当然是指周振甫了。

  对周振甫,耀邦同志是知道的。1953年,青年出版社和开明书店合并组成中国青年出版社,胡耀邦被推举为董事会首席常务董事(邵力子等任常务董事),所以他知道周振甫其人。有时提到,尊称为周先生,在“五七干校”自然不便这样称呼了。

  耀邦同志逝世已15年了。这位一心一意为民、为党、为国奋斗不息、鞠躬尽瘁,将共产主义道德和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美德集合于一身的当代中国伟人,借用太史公一句赞语:“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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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给胡耀邦当秘书
“五七”干校中的胡耀邦
斯人虽逝 风范犹存
孜孜矻矻死而后已(下)
孜孜矻矻死而后已(上)
刘玉洁﹕他留在人民心中
“五七”干校的磨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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