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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更新时间: 2010-0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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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章立凡:选举法仍有待实现建国承诺

    2010-3-29

      今年人大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选举法》修正案草案,将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无疑是一种进步。在城市化进程加速、社会冲突加剧的今天,扩建“农村票仓”或不失为一种“维稳”策略。据称,本次修改对中国民主政治进程“具有里程碑意义”。但建国《共同纲领》所规定之普选方式,却未在本次修改中有任何体现。 

      1949年9月通过的大宪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十二条规定:“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由人民用普选方法产生”;第十三条规定:“在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前,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全体会议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既然规定各级人大都要“用普选方法产生”,当然是“一人一票”的直接选举而非间接选举,否则就没有必要特指“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直接选举不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专利,无产阶级革命导师们有不少主张直选的论述。恩格斯在马克思《法兰西内战》一书的导言中提出,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宰,需要“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交给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列宁主张:“为了建立共和制,就绝对要有人民代表的会议,并且一定要有全民的(按普选、平等、直接和无记名投票的选举制选出来)和立宪的会议”(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 

      早在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就实行了 “普遍、自由、直接、平等”的选举制度,选民可直接选出被选举人。毛泽东指出:“最重要的,就是边区各级政府都是由人民投票选举的。这里证明一点,就是有些人说‘知识落后的工农不能实行选举制度’,这是不符合事实的。这里实行民选的结果并不坏,每个有眼睛的人都能看到”;“民主制度在外国已是历史上形成的东西,中国则现在还未实行。边区的作用,就在做出一个榜样给全国人民看”(毛泽东:《同世界学联代表团的谈话》)。 

      1944年8月,毛泽东在与约翰·谢伟思谈话时再次指出:“我们的经验证明,中国人民理解民主并且要求民主。它无需经过长期实验,或者教育,或者‘监护’”(《党史通讯》1983年第20-21期)。 

      1953年制定选举法时,则采用了“直接选举与间接选举相结合”的选举方式,当时的说法是直接选举的“条件不成熟”。周恩来承认“普选的关键决定于人民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并不决定于人民的文化程度,更不决定于国家的经济状况”;但由于“人民迫切需要实行普选”,“根据实际情况,在这个普遍选举制的基础上,除基层人民代表大会采用直接选举制外,基层政权以上的人民代表大会,目前尚只能采用按级选举的间接选举制”(《周恩来年谱》上卷)。选举法起草委员会秘书长邓小平解释说:“这是由于我国目前的社会情况、人民还有很多缺乏选举经验以及文盲尚多等等实际条件所决定的”(邓小平:《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草案〉的说明》)。 

      半个多世纪以来,选举法历经五次修改。但除基层人大采用直接选举外,其他各级人大一直由间接选举产生,“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长期未兑现,政协成了“统一战线组织”。 

      年年两会都会爆出一些娱乐性很强的新闻。本次两会的风景线之一是:五十五年一贯不投反对票的申纪兰代表,如今有了倪萍委员这样的知音;另一道风景线则是:多名政协委员联名提案,要求给表决器加盖子。一边是公开宣称从不投反对票,另一边是投票怕人知道,两番景致折射出同一悖论:无论代表、委员,都不是选民直接选出的,而是“被安排”的。在民主法制健全的国度,有选票作为背书,民意代表可理直气壮地代表选民公开行使权力,无须有所顾忌。 

      作为一种临时过渡方式,人大“代表选代表”的间接选举,历时五十七年仍未被直接选举取代,有违共和国的立国精神。现在若仍以社会情况、选举经验及文化水平作为不实行直接选举的理由,则共和国六十年来政治制度及经济、文化建设的优越性又何从体现?目前人大的执政党成员约占三分之二,既执政又“参政议政”,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自己“监督”自己,本身就是一条悖论。两会参政能力的贫弱,折射出执政能力的削弱。 

      根据瑞典国际组织(International IDEA)的纪录和研究,截止到2007年,全球已有185个国家的人民可投票选举国会,包括埃及、印度、南非、以色列等。更有108个国家的人民可投票选举国家最高领导人(总统、总理、首相……)。 

      在公民普选权方面,中国既未与国际接轨,也未实现建国共识中的民主承诺,要想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大国,且有长路在前。 

      2010年3月19日 风雨读书楼 

      原载《新世纪》周刊 2010年第13期(发表时有删节) 
  • 父亲章乃器亲历的建国

    2010-3-09

      在1949年的时候,所有人的心都比较齐,觉得现在仗快要打完了,我们要开始一个新的生活,这个新的家怎么布置,什么格局,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大家想的都是这个问题。

      ◎章立凡/口述余娉、殷俊/采访整理

      出席新政协时的章乃器

      我是1950年建国后出生的。但是后来听我父亲说了很多他亲历的事情,自己后来又研究近代史,所以对这段历史还有一定的了解。

      我父亲是1948年底去了东北,先从大连到哈尔滨再到沈阳,一直等着开政协,可是关内还在打仗,南京还没打下来,所以也开不了。

      最早一拨去东北的民主人士,是先坐船到仁川,从朝鲜进入中国境内。后来因为共产党越来越往南打,我父亲与李济深等是第三批,就直接到大连了。

      我父亲他们坐船到大连,第一次体验什么叫“供给制”。周恩来都安排好了,住最好的旅馆,吃多少钱一桌的席,每个人给他们配皮大衣。那个大衣我还见过,是那种貂皮领的,还有那种帽子。我父亲领到皮衣,就习惯地掏出腰包要付钱,人家告诉他“不要钱”,他很吃惊,以前不懂得拿人家东西还可以不要钱。

      当时中共先后大概运了六批人到解放区,都是从香港坐船到东北。这里有个掌故:当时曾经有打算定都在哈尔滨。因为哈尔滨离老大哥近,在日据时期也是有相当的建设。还有苏联当时的想法是划江而治,哈尔滨当首都也比较合适。只不过这个想法时间很短,后来随着战争形势发展,这个念头就放弃了。

      从1948年底等到1949年底,这批民主人士从哈尔滨到沈阳又到北京,等了一年才把新政协等来。这期间也是很无聊的。我记得周海婴好像说过这个事儿,说那时候他们闲着没事儿干,就是等开会,平时除了参观、学习,还是没事干,怎么办呢?就打桥牌。我父亲,还有沙千里、朱学范、李济深这几个人打桥牌,周海婴当时还是十几岁少年,也一起打。他回忆说,其他几个人牌打得特棒,李济深的牌技不行,当时他老不让李济深,李济深的秘书屡屡示意,但是他年少气盛就是不让。

      他们那会儿还有一个打发时间的手段就是逛旧货市场,像章伯钧访求了好多旧书,也是那段时间去淘的。我父亲就是搜集古董,因为这些东西在一个社会大变动的时候不值钱,就都被抛到市场,甚至地摊上,你可以大把大把地买到,而且有非常好的东西。这些古董后来捐给故宫一千多件。

      1949年2月25日,我父亲来到北平,住进北京饭店,他们已经一连住了几个月的饭店。不久,父亲自己在中国人民银行找到事情干了,随后中央财经委员会也成立,一部分人是提前进入状态的,其他人还得继续等待。真正的工作是到了8月份才启动,新政协筹备委员会开始高速运转,然后起草共同纲领,定国歌、国徽,然后到9月初开会。

      一件比较深远的事,就是国号的讨论。《共同纲领》有一稿曾经写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称‘中华民国’)”,当时是民革代表陈劭先提议加上的。为这件事在六国饭店(就是现在的华风宾馆)专门开了一次会。我记得李敖在凤凰卫视做过一年的“李敖有话说”节目,曾经谈到关于国号的事。当时他提到一个人,这个人叫周善培(字致祥),是一个前清的进士,早年的维新派,辛亥革命后就当了遗老。他一直是不喜欢国民党,所以建议毛泽东改国号。这是李敖的说法,没有文献上的证据,但是确实有口碑,我从小就听到过这个说法。

      在六国饭店开会时,有两种意见。何香凝提出,她早年追随国父搞革命,虽然蒋介石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但是从感情上来讲,还是希望保留“中华民国”这个简称。会上其他人反对意见居多,比如司徒美堂、周致祥都反对,最后反对的意见占了上风。李敖还谈到,1965年毛泽东接见法国《人道报》记者马嘉丽时表露出后悔:如果49年不改名的话,会减少很多麻烦,解决很多问题,好比联合国问题、台湾小朝廷问题等。

      定一个新盘子

      现在看旧政协和新政协有什么不同?一个是他的目的不同,旧政协是不打内战,但是新政协是打了内战,洗完牌了然后定一个新盘子。旧政协当然也是提出一个盘子,但是这个盘子是为了先别打仗,咱们提出一个盘子协商成不成?但是最后是不成,所以才打了仗,打了仗的结果就产生了新政协,大家重新坐下来。但是把其他的牌洗掉了,国民党的牌洗掉了,跟国民党走的中间势力的牌洗掉了,剩下的这些人坐下来商量这天下怎么治理,实际上就是这么个事儿。

      现在都说八个民主党派,实际上1949年的政协是十一个民主党派,但是到当年就有三个消失了,最后就剩了八个,这个格局是在政协开完会,到1949年底之前就完成了。

      这三个党派里面,有两个本身就是国民党分裂出来的派系,就合并到民革。另外还有一个救国会,自己宣布解散了,但实际上所有的成员都在民盟里面。张澜逝世以后,救国会就正式掌控了民盟的领导权。

      民盟最早是1941年3月19日,由三党三派联合组成的民主政团同盟,三党三派即青年党、国家社会党、第三党(后改称“中国农工民主党”)和救国会、中华职教社、乡村建设协会。到了1946年的时候,国社党和青年党这两个主要的党就已经撤出了,三党只剩下一党;三派里,黄炎培的职教派后来改组为民建了,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派本来就没几个人,只剩下了救国会这一派。所以实际上剩了一党一派了,1957年以后,农工在盟内一蹶不振,从沈钧儒到史良、胡愈之,领导人都是救国会派。

      当时西南的一些军阀,比如说云南的龙云、卢汉,四川的刘文辉、潘文华、邓锡侯等,都跟民盟有关系。张澜实际上跟四川地方实力派有很深的关系,不少人是他的门生故吏,其中也有哥老会这一层的关系。

      这些民主党派的阶级属性,当时并没有那么明确,后来笼统地称为资产阶级政党也是不准确的。色彩比较鲜明的是我父亲所在的民主建国会,因为其成员主要是民营企业家,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利益。其他党派的代表性不那么直接,什么职业的人都有。1949年以后给各民主党派划定了发展领域,被戏称为“防区制”,比如说台盟就发展台湾省籍人士,致公党就发展华侨……,后来就变成民主党派的分工。

      据说当时还有一个计划,就是八个党派再变成四个,就是把九三学社和民进都并入民盟,当时已经做了这种安排,把马叙伦、许广平等民进负责人都安排做民盟的常委,还想把致公党并入民革,因为致公党跟李济深关系也是非常深远。这个计划最后没实行,据说毛泽东说还是八个好,多一点好看。

      政协虽然说是八个民主党派,但无党派人士也列为一派,后来又增加一个工商联,实际上是十个。当时有一些小的党派,让他们以个人身份参加的政协,比如中国农民党的董时进,民社党革新派的沙彦楷等。所谓民社党革新派,其实是从张君劢的国社党(原名民社党)分裂出来的一部分人。

      张君劢这个人不能小看,他从清末就开始跟随梁启超,民国初年1912年的时候就参与发起共和建设讨论会,一直到后来的进步党,民国第一届国会时他们就在搞政党政治,一直延续下来了。现在回过头研究张君劢的时候,发现他的很多宪政思想还是很精辟的,今天还是很有指导性的,他是一种传承,实际上是从清末的维新派、立宪派这样传承下来的。

      国社党参加了“国大”,一些人还进入了国民政府,所以后来张君劢也被列入了战犯名单。但实际上他自己并没有参加“国大”,也没有跟国民党到台湾去。他还是要保留对国民党的批评权。当时的自由主义者有一种共识,就是不能站在政府里,要保持自己独立的批评地位。

      先稳住阵脚再慢慢换血

      前面说过,我父亲到北京以后,一直等着开政协。他们这些人平常都是忙人,一闲下来就受不了。后来看到报上的一条消息,说华北人民政府招聘经济人才。他和千家驹、沈志远就联名写了一封信给华北人民政府主席董必武,说:我们有点做经济工作的经历,希望参加这方面的工作。当时人民银行的负责人是南汉宸,就去找他们,请他们到中国人民银行去当顾问。

      当时有一个很特殊的现象,中央财经委员会先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1949年的7月就正式成立了。战争还在进行,但城市要运转,百姓要生活,这个是一天都等不了的,不能说等你建完国回过头再管这些事儿,那边还在打仗这边就得恢复经济,因为民生是每天的需求,不是一个阶段性的需求,等你腾出手来那边就饿死了。

      当时来看,中共90%的成份是农民,知识分子特别是管理型的人才在党内确实是很少很少,所以不太可能完全靠自己的干部去管理经济。原来准备是五年打完解放战争,实际上三年就打完了,培养干部也来不及。你要管一个城市,跟你说打进去抢了一拨东西就撤,那是不一样的。你要长期在这儿住下去,你要永远地统治下去,一开始不可能换血太快,必须是慢慢地来,先要稳住阵脚然后再慢慢换血。

      国民党里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要比共产党多,像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的这批人,他们个个都是管理专家,又是经济专家。民主党派中也有一些经济专家,比如我父亲在银行服务多年,懂金融,也干过实业,还管理过财政。

      我父亲在1938年应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安徽省主席李宗仁的邀请,出任省政府财政厅长。他就办了一个财训班,毕业的人基本上后来都去了新四军。1949年建国的时候,不少副部级、厅局级的经济管理干部,尤其是在中央和华东,基本上都是他的学生。毛泽东曾为此特别向他表示感谢。

      毛泽东在进城以后,4月15日就请民建的负责人到双清别墅,谈接管上海的事儿,因为民建主要人物都来自上海工商界。中央财经委员会成立后,具体的事就更多一些。一个就是接管上海以后的各种事情,然后全国这些大城市陆续的接管都提到日程上来。

      中央财经委员会成立以后没几天,我父亲就陪陈云去上海了。到真如车站的时候,国民党的飞机就来轰炸,把机车的水箱给炸了,换了一个车头才开到上海。他们在上海可能呆了差不多有一个月,在那儿开了第一次的全国财经会议,把当时各解放区的财经方面的负责人都召集到上海。那个时候的会议好像不分什么党内党外。

      后来我看父亲的笔记里,还有每个会议薄一波讲什么,陈云讲什么,还记了一大堆数字。当时他还有一个工作,当时找这些工商界的老朋友做工作,共产党来了生意还得照做,生产赶紧恢复,实际上就是落实刘少奇的天津讲话,因为刘少奇天津讲话我父亲也在场。

      那时候体制比较乱,就是占了一块地方就成立一个人民政府,比如说人民银行成立在华北地区了,华北政府就先管着,建国后又归入中央政府系统。我父亲当时是中国人民银行顾问,上海刚被攻占,报纸就讹传“中国人民银行总裁”章乃器,正准备接受四大银行。

      那个时候中共领导人很虚心学习,当时陈云还谈到:“有一天,晚上十点钟,我还拖住章乃器先生给我上课,讲讲外汇问题。章先生就讲,在外汇中,进出口占第一位,侨汇占第二位,其他零碎的是第三位。所以,合作是必要的,只有大家合作,工作才能做得好。”(陈云:《关于成立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的报告》,1949年6月4日)

      临时手段变成了长期政策

      接管上海以后,上海出现了物资的恐慌,一个是粮,一个是煤,两样东西的供应储备已经接近底线了。陈云主持开了一次会,我父亲主张说,粮可以从铁路运输,煤就得用货轮来运。货轮当时都是外籍轮船居多,包括中国很多的轮船也是巴拿马注册的,与会的人员就发生争论,说利用外轮运是不是卖国?我父亲就跟陈云解释说,实际上船东都是中国人,船挂的旗不是一个问题。姚依林在屋子里来回转圈,最后说那我们就“卖一次国”吧,反正钱还是中国人赚了。这样陈云就把这个事拍板定下来,就是可以用外轮来运煤了。

      大概1949年11月的时候,又出现了物资的恐慌,主要是粮食、棉布这些生活必需品,因为物资紧缺,就有投机商囤积居奇。陈云指挥打了一场经济战役,毛泽东夸奖说不下于淮海战役,就是用政府干预的手段,囤积大量的物资,一下子抛到市场上去,这样物价一下子下来了。我父亲也参与了,他当时还比较着急,主张早点抛售,而陈云说一定要到火候再揭锅。这么做确实有效,一下子把那些投机商全都弄破产了。但是这也开了先例,就是政府干预市场和控制物资的先例。

      那个时候有一个口号就是统一财经,实际上就是要人民币来流通。一个新朝代成立,肯定要统一货币。那个时候首先把上海证券交易所给封了,然后把黄金、银元、外汇的私人买卖全都禁止了,控制了硬通货。这些举措,从当时稳定局面的角度来看,这样做是有必要的,但是最后变成一个长期政策了,从此证券交易就没了。实际上对经济是有深远影响的。但是当时意识不到,作为一个临时措施采用了,而采用了以后就不改了,然后就这么一直下去了。

      我父亲最早提建议要发行公债,后来就接受了他的建议。当时发行的第一种公债叫人民胜利折实公债,因为货币不稳定,规定公债的募集和还本付息均以实物为计算标准,其单位定名为分。每分以上海、天津、汉口、西安、广州、重庆六大城市的大米(天津为小米)3千克、面粉0.75千克、白细布1.33米和煤炭8千克的批发价,用加权平均的办法计算。

      下一步就是统一金融,1949年以后最早全行业实现公私合营的就是金融,在1952年完全实现。就是把全国几十家私营银行、大钱庄合组为公私合营银行,这个实际上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经济手段。到银行公私合营了以后,国有化的企图就已经出来了。

      物资控制后来也是延续下去,对棉纱、布这些物资,政府就控制起来了,由国营的公司来掌控这些东西,这就影响到敏感的轻工业,当时黄炎培做轻工业部的部长,他就提出来,说政府不要与民争利,当然是很委婉的批评,实际上就是指垄断经营。对粮食统购统销,民主党派内也有相当多的反对意见。像黄炎培就多次写信反映统购统销的偏差。

      对物资的控制,到后来发展到对粮食的控制,就是统购统销。当时在打朝鲜战争,确实出现了粮食恐慌,很多民间的粮商把粮食囤积起来,准备卖个好价钱。所以像北京、天津都出现了排长队买不到粮的情况。我父亲那时候已经当粮食部长了,他跟杜润生去向陈云汇报,还是认为可以通过调高收购价在市场上解决,而无须强行征购;薄一波也曾谈到,当时连同征购在内共有八种解决方案,但是最后陈云还是选择了征购。这个选择影响非常深远,一直实行到80年代,本来可能是一个战争时期的临时手段,但是最后变成了一个长期政策。实际上这还是苏联的思路:重点发展重工业,以农养工,就是靠农业积累来发展重工业。

      说到土改,黄炎培他们当时对土改的意见也很大,主张“江南无封建”,认为土地地租收入已经不见得是江南地主的主要收入,更多的是工商业的收入。

      我有一个舅舅叫王艮仲,是上海浦东的大地主,他资助黄炎培办职业教育,还出了很多的钱办实业、办农场,修路、办地方公益,完全是一套现代的经营模式。土改的时候,他在做国务院的参事,家乡要他回去土改,就是要批斗他了。这个时候他就跑去跟黄炎培求情,说我回去就没命了。后来黄炎培就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周恩来批示说:王参事的事还是在北京解决。最后家乡就把他家的管家给斗死了,这是1950年的事情。柳亚子也是他的管家替他挨批斗。

      许多事情后来回过头去看,感触很多。但是在1949年的时候,所有人的心都比较齐,觉得现在仗快要打完了,我们要开始一个新的生活,这个新的家怎么布置,什么格局,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大家想的都是这个问题。我觉得1949年的心态还是一个比较健康的心态,无非可能有点私心,就是我在这家里占多大的份。但是总的来讲,还是庆幸把从前的“恶仆”赶走了,这回我们人民真要当家作主了,后来发生的很多事,当时谁也没料到。

      (发表时口述者未及审定,此文本为口述者本人审定稿)

  • 近代以来三场“国进民退”的历史教训

    2010-3-05

    中国民营经济六十年研讨会论文

        【摘要】回顾清末以来的三场“国进民退”:第一场引爆了辛亥革命,第二场拖垮了国民党政权,第三场将国民经济拖到了崩溃边缘。三个后果都是灾难性的,其后又都出现“民进国退”并带来经济增长。历史已经证明:“国进民退”没有可持续性。针对当前的“国进民退”趋势,从科学发展观出发,全面协调国企与民企的发展关系,对垄断型企业实施分割改造,逐步推行国有企业的民营化,重点扶持民营企业的发展,更符合中国社会的长治久安之道。

        主题词:国进民退 科学发展观 经济民主

        作为一种方法论,科学发展观的要义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在国民经济格局中,国企和民企的存在都是必要的,而且应有互补性,片面地扶植或压抑其中一方,都会影响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必须统筹兼顾,全面协调发展。本文将联系当前的经济现象,对洋务运动以来的三场“国进民退”作出分析。

        一、第一场“国进民退”:引爆了辛亥革命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历程中,中国历代王朝都是“以农立国”,奉行“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列强的坚船利炮轰开了长期闭关锁国的门户,西方先进的生产力和自由贸易,使中国传统的自然经济面临解体。一向妄自尊大的清政府,不得不转而接受“师夷长技以制夷”(魏源语)的主张,被称为“自强运动”的洋务运动由此发生,但其主体思想仍是国家资本主义的。这种惯性思维,历经清末、民国迄今,一直持续存在。
       
        洋务派创办的中国近代工商业,始于军事工业的枪械、机器制造和造船,继而发展到与民用有关的轮船运输、矿业、冶炼、纺织、电线电报、铁路等行业。但官营企业管理不善、贪污浪费等弊端日显,加上资金短绌等困难,李鸿章在1872年提出“官为维持”、“商为承办”,即所谓“官督商办”政策,开启了国有企业私有化的一道门缝。利用官督商办形式经营的大型民用企业,主要有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中国电报局﹑上海机器织布局和汉阳铁厂等。
       
        还有一个现象值得玩味,即官督商办企业的私人投资,有很多来自权贵官绅。官督商办企业的经营,享有免税﹑减税﹑贷款﹑缓息以及专利等优惠和特权。由于产权不明,一些戴上了红帽子的“官督商办”企业,实际上是官商合流,肥水流进了私人腰包。其中最典型的,是多家“国企”的老总盛宣怀,其亦官亦商的双重身份,使之成为化公为私的最大获利者。
       
        清政府对于发展私人资本一直摇摆不定,长期没有开放私人创办新式企业。统治集团内部一部分人仍将官督商办企业视为官产,要求防止民间资本坐大;另一部分人则主张发展私人资本,非此不能走上富国强兵之道。直到甲午战败国力衰微,《马关条约》又规定外人可在华设厂投资,民间设厂的限制才被取消,敕令官办企业“从速变计,招商承办”,并鼓励私人兴办企业。这是近代历史上第一次“民进国退”。
       
        据估算,从甲午年(1894年)到民国二年(1913年)的产业资本总量,官僚资本规模增长倍数为4.32,年增长率为9.2;民族资本规模增长倍数为20.45,年增长率为17.5[1]。民族资本的增长超过了官僚资本。同时需要指出的是,以往的历史表述,笼统地将国家资本和官僚资本混为一谈,其实两者是有区别的,后者从国家资本中蜕变而出的权贵私人资本。
       
        清政府对纺纱、碾米、造酒等行业开放民营,而对航运、电报、铁路等行业仍舍不得撒手。1877年部分官僚发动了将招商局收归国有的攻势,被李鸿章强压下去;李逝世后,袁世凯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1902年,他将盛宣怀掌控的电报总局收归官办,压价收回商股;继而夺去盛的招商局督办一职,改派亲信杨士琦出任。
       
        1908年,盛宣怀在李莲英的支持下东山再起,出任邮传部右侍郎。他发动电报总局商股股东与清政府交涉,挽回了部分投资损失。同年光绪、慈禧崩逝,袁世凯罢职闲居,盛又以经营亏损为由,于翌年召开招商局股东大会,选举自己为董事会主席,将招商局完全改为商办。上述事件背后,既有官僚集团之间的争斗,也交织着官商矛盾及中央与地方的矛盾。这种改制现象一直持续到民国初年,北洋政府结束时,约有44个官办、官商合办企业实现了由官营到民营的转变。
       
        1911年盛宣怀进入“皇族内阁”,出任邮传部大臣,统管铁路、电报、航运、邮政。俨然成为朝廷重臣。地位变化后,为了扩张自己的权力范围,他一改过去的主张,出台了一项“国进民退”政策,触发了四川保路风潮,最终导致了清王朝的覆灭。
       
        铁路于1865年引入中国后,其经济上的重要性日益凸显。1904年,官办川汉铁路总公司在成都成立,1907年改为商办,1909年宜昌至万县段开工。与其他省份募集的商股不同,四川的铁路股本主要源自“抽租股”,一般是随粮强制征收,值百抽三,相当于政府摊派集资。就股权而言,川人无分贫富贵贱,都与这条铁路利益攸关。
       
        1911年5月,在盛宣怀力主下,清政府突然宣布“铁路干线国有”,并与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签订粤汉、川汉铁路的借款合同,以两湖厘金盐税担保,借款600万英镑。规定两路聘用外国总工程师,四国银团享有修筑权及延长继续投资的优先权。铁路国有化,列国不乏先例,铁路民营也确实存在资金不足、管理不善等弊端。在民族主义大潮风起云涌的时代背景下,铁路国有政策虽不无经济依据,但朝廷朝令夕改,在官办民办之间来回切换,却更有出卖路权、与民争利之嫌。
       
        当时两路均已发生巨额亏损,竣工遥遥无期。政府以国家股票赎回了湖北、湖南、广东的商股。因各省商股亏损程度不同,故在赎回时的待遇也不同,两湖最优,广东次之,商民虽有抗议,风潮很快平息。但四川的1400万两股金中,有300万两亏空政府不予认可。川省铁路股份中有很大比例来自下层民众,既不能退回股金,换股条件又低于其他省份,难免激起民愤,一场路权风暴由此爆发。
       
        6月17日,成都各团体两千余人成立“四川保路同志会”,提出“破约保路”口号。全川各地各团体保路同志分会相继成立,会员迅速发展到数十万。8月间出现了群众性的罢市、罢课风潮,进入9月后,更发展为全省抗粮抗捐。署理四川总督赵尔丰诱捕保路运动领导人,封闭铁路公司和同志会,开枪镇压请愿群众;同盟会联合哥老会等反清会党发动起义,川省形势全面失控,清廷急调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端方率鄂军入川镇压,武昌兵力空虚,革命党人于10月10日首义成功。随着各省纷纷独立,清室被迫宣布退位,历史从此翻开了新的一页。
       
        盛宣怀是近代影响巨大的实业领袖,于政商两界长期左右逢源;端方、赵尔丰也都是清廷中的“新派”能臣,其识见远非颟顸的守旧官僚可比;这些体制内新锐人物及各省的立宪派士绅,推动着清末的“预备立宪”潮流,与同盟会为首的革命派展开竞争。“不审势则宽严皆误”,当经济维权事件演变为官民间的大规模群体对抗,引燃了革命的导火索,体制内革新派精英也难逃玉石俱焚的下场。

        二、第二场“国进民退”:拖垮了国民党政权

        如果说清末的“国进民退”有较鲜明的人治特色,国民政府的“国进民退”则带有深刻的团体烙印。国民党的前身同盟会继承了会党传统,而“以俄为师”重建的国民党,融入了列宁式政党的集权血液。其经济政策中的威权主义色彩,随着外患的加深和权力的膨胀而日益凸显。
       
        自甲午战争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民族工业年增长率为13.37%,高于官办工业,1920年时民族工业资本为国营资本的3.9倍。1927年国民政府成立后,国家资本主义开始抬头,政府控股了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及10家民间大银行。1935年全国实现了币制统一,客观上有利于企业降低交易成本。

        1927—1937年间被称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黄金十年”,民间资本与国家资本并行发展,互有消长,民族工业资本年均增长率超过8%。民营企业在纺织、矿业、交通、电力等经济领域占有优势。到抗战爆发前的1936年,中国全国工业资本(包括矿业)约有13.76亿元,其中民营资本约为11.7亿元,官营资本只有2.06亿元,约占15%[2]。抗战头三年间,后方民营工业投资也超过战前全国平均额。

        1930年代发生的世界经济大萧条,令计划经济思潮在国际上崛起,也影响到国民政府的主政者。蒋介石欣赏纳粹德国的“统制经济”,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宋子文心仪苏联的“计划经济”。国内企业家和学者也在一定程度上认同计划经济。例如卢作孚就主张:“在计划经济原则下,政府所必须直接投资经营的事业,只限于人民不能经营的事业,此外则皆投资于人民所经营的事业,而让人民管理其盈亏成败。政府只站在全盘产业的管理地位上,管理其相互关系,管理其相互配合的关系,而奖励指导帮助每一桩事业,但不直接管理每一桩事业。”[3]

        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后,政府开始转向战时体制,重点发展国营企业。1934年原国防设计委员会改组为资源委员会,由军事委员会领导,管理全国工业建设,推行重工业建设计划,成为权力最大的经济主管部门。
       
        “七七事变”后,国民政府成立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大银行的联合办事处(四联总处),对金融实行国家垄断;同时通过资源委员会控制战争资源,对经济实行全面干预。1939年国民党五中全会正式确立国营工业的中心地位后,政府片面扶持国营工业,国家资本入侵到面粉、火柴、纺织、电力、交通等民间资本的传统领地,并迅速占据优势。在一党专政体制下,孔、宋等豪门为代表的官僚资本,乘机凭借体制权力驾御经济形势,化公为私,与民争利,大发国难财。
       
        到抗战后期,国家资本和官僚资本已处于压倒性优势。通货膨胀、金融垄断、物资统制,国家资本和豪门权贵的压迫侵夺,令民营工业处境日艰。战时的金融垄断、物资统制和通货膨胀,导致民营工业借贷无门,资源匮乏,在国家资本和官僚资本的压迫下日益萎缩。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忙于复员接收,军工订货大部停止。很多民营厂家发不出工资,濒临破产境地。而当局却将其视为累赘,不闻不问。民营企业家们不甘坐以待毙,依托迁川工厂联合会、中国工业协会等团体,不断与闻国是,参加宪政运动,呼吁“经济民主”,决心联合抗争。他们要求参加政府对敌伪工矿业的接收和复员工作,要求继续订货并收购产品,要求发放紧急工贷以渡难关。
       
        战后国民政府又接收了大批敌伪产业,不仅导致了政权的腐败,也加大了“国进民退”的比重。在经济部接收的2243家工矿企业中,除保管未处理者448家外,转由经济部直接经营或移交资源委员会等机关经营者1017个,发还原业主者298个,标售给民间经营者441个,其中电厂因多系国营或战前已有原主,未作标售[4]。战后民营工业资本仅恢复到战前的78.6%,官僚资本则突增至战前的2.8倍,“国进民退”已成定局。
       
        民营企业家事前曾警告当局:假定工商业全部崩溃,政府也决不能单独支持。蒋介石亦曾反思国营企业经营不善的主要原因:“制度未立,规划欠周,其中又以‘政企不分’最为关键”,提出政企分开,除国防、重要公用事业及与国防相关重工业外,均可民营。
       
        国营企业腐败,民营企业衰败,这些弊端是一党专政体制所无法解决的。“国进民退”的后果,是民营工厂大批倒闭,工人失业;迅速膨胀的国营企业腐败滋生,效益低下,出现泡沫化。社会通胀失控,物价飞涨,政府税收锐减。当国民政府意识到危机,出于扩充税源等考虑,试图改推“国营事业民营化”来补救时,大错已经铸成,民间资本已衰败到无力接盘,令这一方案无疾而终。
       
        从宏观上观察,当民族矛盾不再是社会主要矛盾,民族主义的向心力便无法维持;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的要求便成为新的主题,而宪政民主和平均地权的承诺却一直没有兑现。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倾覆,军事失利只是表象,更深层原因是错误的经济政策导致财政崩溃、社会解体、民心思变,令三民主义遭遇了最惨重的失败。

        三、第三场“国进民退”:延迟了中国现代化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承诺私人资本主义将有一个较长的发展期。建国《共同纲领》确认“使各种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为及早修复内战的经济创伤,中共领导人刘少奇曾发表著名的“天津讲话”,鼓励企业家恢复生产,发展经济。
       
        在经济恢复时期,国家推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经济方针,促进不同所有制的企业发展。政府针对当时私营工商业遇到的困难,实行国家委托加工、订货和收购,优先保证有关国计民生的行业发展。截止到1952年,私营工商业拥有380万职工,其工业产值约占工业总产值的40%左右。与此同时,一批有代表性的私营工商业开始被纳入国家资本主义体制,先后实现了公私合营。
       
        1952年1月到10月间开展的“五反”(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运动的冲击,摧毁了企业家们的企业心,在巨大的政治、经济压力下,很多人都不想继续经营下去。1953年毛泽东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决定提前发动社会主义革命,《共同纲领》的承诺事实上已被取消。当年12月,全国60多家金融企业率先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成立统一的公私合营银行。

        1954年宪法规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政府通过没收旧官僚资本、推行国家资本主义、统购统销、农业合作化等手段,逐步掌握经济命脉后,开始推行“对资改造”。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提前发动和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到来,为了让“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5],“对资改造”在1955年11月全面正式启动,事实上废止了1954年宪法中“国家依法保护资本家生产资料所有权和其它资本所有权”的条款。三面架机枪,只准走一方”的强势,令工商业者别无选择。
       
        根据当时的赎买政策,对私营企业进行了清产核资,但公方一言九鼎,私方毫无发言权。据统计,1956年全国公私合营企业的私股总额为24.2亿元,并据此对私股支付年息5%的定息,领取定息的私股股东共114.2万人。此前私营企业缴纳重税及摊派公债后的盈利率约为10%,这种还本付息的赎买方式,略似当今之封闭式保本基金,但息率不仅低于盈利率,甚至低于存款利率。有高级干部欣喜地说:“国家发了一笔洋财”。
       
        1956年底全行业公私合营完成,全国99%的私营工业户变为公私合营,商业户中大多数实现了公私合营或合作化。公私合营后的私方人员,在企业管理上有职无权,其管理经验不被重视,政治上沦为“改造对象”。当时资本够2000元即划为资本家,95%的人领取的定息月均只有几元钱。很多人宁愿放弃定息,以摘下尴尬的“剥削”帽子。
       
        1957年“鸣放”中,上海企业家李康年建议:由政府发行工商企业改造赎买存单22亿元,年期分为20年,一次性收回资本家所拥有的股票或合伙议据。关于定息的性质,经济学界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定息是剩余价值,一种认为是剥削而不是剩余价值。民建、工商联副主委章乃器认为“定息不是剥削而是不劳而获的收入”。但毛泽东坚持定息是剥削,这两人的主张成了“右派言论”。
       
        据说定息将发放七年,但毛泽东又说:“七年虎头,五年蛇尾,到第三个五年计划。如果还需要延长,到第四个五年计划还可以拖下去。”[6]到1966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资产阶级从“改造对象”变为“专政对象”,定息在同年9月停止支付,总共支付了10年,相当于全部私股股本的50%,未经任何合法手续,公私合营企业全部变成了国营企业。
       
        “文革”结束后,开始给原工商业者落实政策。在1979年1月的落实党对民族资产阶级政策问题座谈会上,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乌兰夫提出八项措施,其中规定:“文化大革命”中被抄走的财物和被占用的私人房产应该发还,过去被扣减的薪金应该补发,以前应领未领的定息可以补领。1981年又从当时在世的86万原工商业者中,区别出劳动者70万人,约占81%,这些人已被改造、专政了25年。
       
        但在公私合营企业的私人股份问题上,国家财政部1979年下发文件,确定不再清退私股股金[7]。1983年2月,中央统战部和商业部联合发文规定:公私合营企业的资产,“国家已按年息五厘发给定息,发至1966年3季度,公私合营资产(包括核定投资房屋)已属国家所有,不应退还本人”[8]。此后全国发生多例私股定息或股权的诉讼,皆因上述政策文件的原因而败诉。
       
        第三场“国进民退”比前两场更加彻底,全国吃上“大锅饭”,市场经济被消灭,同时也消灭了从传统到现代形成的工商业文明。国家吃完“苹果”吃“葡萄”,掌控全国财富资源后,发动了“大跃进”这样的全国性瞎折腾,造成人口统计上负增长2000万的大饥荒,经济全面滑坡。国内、党内矛盾的日益激化,又酿成历时10年的“文革”内乱,最终将国民经济拖到崩溃的边缘。
       
        在中国这样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彻底铲除民营经济,以国营经济垄断一切,企业失去了经营活力,资本失去了发展动力,经济生活成为铁板一块。这一时代的的特色是权力与财富过分集中,其后果是民穷国乱,所造成的损失不亚于一场国际战争。与此同时,战后处于同一起跑线上的日本及亚洲“四小龙”先后起飞,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至少被延迟了20年。悖离了现代经济多元发展的主流去追求现代化,无异于南辕北辙。

        四、改革开放30年后:重新面对“国进民退”
       
        站在“文革”的废墟上痛定思痛,才有了1980年代的改革开放。摒弃“阶级斗争为纲”,改提“经济工作为中心”,其实是回到历史原点重新出发。民营经济的复活,给国民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历经30年的休养生息,民营经济重新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比重和增长速度超过了国有经济,贡献了一半以上的GDP,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成为国家的主要税源。我国企业的99%为中小企业,其中80%为民营。
       
        民营企业新的原始积累周期,浓缩了从晚清到民国八十余年的历程,其间既有矿难、黑窑奴工那样的汗血“原罪”,也有凭借科技、商机等掘取“第一桶金”的艰辛与惊险,不可一概而论。需要重点指出的是:民营经济从被消灭到重新崛起,资本犯了两次“原罪”,社会成本是重复支出的。在前苏联及东欧阵营,也存在相同的历史教训。
       
        与国有大型企业及权贵资本相比,中小型为主的民营企业至今仍是“二等国民”。它们像大国企一样向国家纳税(个人股东分红还要缴纳个人所得税,相当于重复纳税),同时却很难从国有银行正常融资,平等享受纳税人的国民待遇。今年6月,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李毅中在“如何破解中小企业融资难”国际论坛上承认:2009年一季度全国信贷规模总量增加了4.8万亿元,而中小企业贷款增加额度只占不到5%。另有调查数据显示:目前中国企业融资中80%左右来自银行信贷,但信贷总量中80%左右资金投给了大企业;而有80%左右的中小企业从来未向银行贷过款[9]。
       
        银行“嫌贫爱富”,难得雪中送炭,偏爱锦上添花,是多年形成的惯性。已有的放贷门坎,从设计上就不像是为中小企业制定的;银行不愿承担正常的风险,放贷决策受到营利性担保公司的制约;审贷程序繁复,有时即便贷款到位而商机已失,缓不济急还须照付利息。
       
        中小企业获取国家专项资金扶助的渠道也十分狭窄,掌控这类资金的权力部门周围都有一批机构乃至个人,截取资金额30%—50%的“咨询费”,甚至内外勾结通吃,这是久已存在的潜规则;到政府部门办事,除了僵硬繁复的官僚程序,还有明里暗里的要挟索取,行政成本不菲;规模和财力也限制了人才的引进,很难组建和保持高素质员工队伍,在竞争中越来越陷于劣势。
       
        体制框架限制、挤压了中小企业的生存空间,导致企业经营困难,迫使企业不得不以短期行为求生甚至违规操作,又影响到对民营企业的诚信评价,令其融资更加艰难,生存状态雪上加霜,形成恶性循环。中小型企业抗风险能力原本脆弱,当国际金融危机来袭之际,民营企业首当其冲地成为牺牲品,面临退货、停产、倒闭、被兼并的命运。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刺激经济四万亿元大蛋糕中,央企因分得了最大的份额而在不景气中逆势“野蛮成长”,迅速“巨无霸”化。今年股市冲高狂跌,楼价不降反涨,多起“地王”争夺战硝烟弥漫,诸多违背经济常规的表象,不难追索幕后兴风作浪的巨资来源。将纳税人血汗巨资注入央企以求“拉动内需”,无异于缘木求鱼,结果是大量资金涌向国际资源产品市场、国内楼市和股市。在中小企业萎缩、就业率下降的背景下,政府在刺激消费与增进税收上的挹注,笃定要打水漂。
       
        以泡沫治理泡沫,后果堪虞;用纳税人的钱损害纳税人的利益,是最大的不公。以往的投资偏向金融、商业投机而不是实业振兴,偏向股市、房地产而不是制造业。去年一场股灾,荡涤了一亿中产阶层;今年楼市的非理性狂涨,已令80后以降的新生代担心终生买不起房子;这些都将加剧社会的两极分化。
       
        国有企业中的国家股,理论上属于全民所有,全体人民皆为股东,却从来未见国企给人民股东分红。2008年开始实施的“还利于民”新政,要求国企盈余缴库,据《华尔街日报》近日报导,实际缴库金额仅占GDP的0.2%,大部分的盈余仍保留在国企。包括三家石油公司、三家电信公司与两家电力公司在内的大型国企,今年的获利比去年金融海啸前增长30%,企业总部富丽堂皇,员工平均薪资较私人企业高出82%。今年某石油企业斥资20亿团购商品房,更成为舆论的众矢之的。
       
        在关注山西民营小煤矿重组的同时,最近的黑龙江国有煤矿瓦斯爆炸惨剧也在向人们昭示,国企的管理未必安全。中国建设银行副行长朱小黄认为,建行中小企业业务相对于大型企业业务综合收益更好,达到了大型客户的2.8倍。“从战略上来看,把中小企业业务作为一个重要的战略发展业务是非常有道理的。”[10]
       
        要解决当前最迫切的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至少还有两件事可做:一、作为对纳税人的回报,政府可直接出资设立非营利性质的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机构,以涵养扶植税源;二、在网上金融监控已十分发达的今天,银行应开辟针对中小企业的便捷通道,调整融资门坎,简化审贷手续,增加抵押筹码,允许以有效订单、期票等票据作为贴现手段,解决企业短期流动资金困难。
       
        中国是世界第二、亚洲第一的重税之国,“竭泽而渔,而明年无鱼”,税务部门长年鞭打瘦牛,而对退税则一向不大积极。取消重复征税、依法退税,适当减免税收,都是对中小企业最切实的扶持。至于科技创新、改造等专项资金支持,只有清除积弊打破潜规则,支持才能落到实处。

        五、对“国进民退”的四点思考
       
        1.垄断特权有悖社会公正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我国长期处于中央集权的封建体制之下,历代王朝都奉行“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市民社会成长缓慢。中国帝王与欧洲君主的不同之处,是缺乏社会契约观念,从来不尊重私有财产,不仅征税抽捐从来没商量,抄家夺产也很随意。从清末“官督商办”到民国的“国营为中心”,再到共和国的“对资改造”,国家垄断的惯性思维一直持续至今。
       
        谋求社会稳定,说到底在于社会资源和财富分配的相对公平。随着商品经济的逐渐发达,这套“取之于民,用之于官”的统治模式,与国人日益觉醒的权利意识发生了冲突;失去弹性的政治体制,最终令革命在与改良的赛跑中一举夺标,导致了满清王朝和国民党政权的倾覆。中国近代以来几次的“国进民退”造成的社会动荡,都与垄断和特权息息相关。
       
        1999年苏共亡党十周年祭日时,俄共中央委员会主席久加诺夫曾尖锐地指出,苏联解体、苏共亡党的根本原因在于“三个垄断”:“意识形态垄断,大搞一言堂;权力垄断,大搞政治暴力;利益垄断,大搞特权”。
       
        纵观60年来的财富分配,前30年“均贫富”,结果是均贫而未富,未实现“共同富裕”的承诺;后30年“分贫富”,提倡一部分人先富,如今却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在“一大二公”名义下化公为私,操作上比分散型侵吞更加便捷高效。利益集团靠体制垄断资源坐大后,反过来裹挟政府,与民争利,赢家通吃,明显违背社会公正原则。
       
        2.立法自坏无法取信于民
       
        前三场“国进民退”,都源于政府的急功近利,在经济政策上来回切换:清政府在铁路民营政策上失信于民,国民政府利用战时体制,扶植官僚资本,打压民营资本;50年代不顾《共同纲领》的承诺,迅速吃掉全部民营资本。近代经济的几度轮回,都造成了社会成本的重复支出。今天,当有人为山西“煤老板”的覆灭叫好时,却没有意识到社会“仇富”心理所痛恨的资本“二次原罪”,是以法制不健全和政策朝令夕改为背景的;同时需要指出,地方政府的“国有化”政策,正在挑战《物权法》和宪法。
       
        这种以政策对抗法律的举措,60年来已出现过多次,给政治、经济造成了无数折腾。“文革”结束后,凭着党政部门的政策文件,将公私合营企业变国营企业的“文革战果”保留下来,却留下严重后遗症:私股股权转为国有股权的法律程序并未完成,企业由公私合营转为国营缺乏合法性。随着国家的改革开放和民营企业的崛起,对私营经济和对公民私有财产的保护条款相继写入宪法,《物权法》也于2007年公布实施。但就原公私合营企业的私股产权而言,对公民财产权利的保护,仍存在法理逻辑和司法实践上的悖论。
       
        就国家对公民的伤害作出赔偿,在法制国家负责任的政府中多有先例。立法自坏,则无以取信天下,不仅政府自贬信用,法律尊严尽失,也导致了企业家对长期稳定发展缺乏信心,相率以短期行为谋利。
       
        3.经济民主与政治民主同等重要
       
        1944年毛泽东在会见中外记者团时指出,中国的缺点就是缺乏民主。他还提出了“经济民主”的概念:“经济民主,就是经济制度要不是妨碍广大人民的生产、交换与消费的发展,而是促进其发展的。”遗憾的是,毛泽东在执政以后的一系列政治、经济举措,违背了这种“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造成了“大跃进”的经济灾难和几千万人饿死的大饥荒。
       
        回顾30年来经济改革的得失,在承认成就的同时也须看到,经济改革从一开始就没有建立公平健全的金融、税收体制及配套的监督机制:国家垄断了金融渠道,国企、民企融资待遇不平等;纳税人有纳税的义务而无对等的权利,政府出台税收政策不与纳税人商量,一味予取予求;国库充裕之后,官员福利与职务消费水涨船高,纳税人无权监督;权力寻租下的官商勾结,形成特殊利益集团侵占公众权益……。
       
        没有政治民主,也不会有经济民主。没有经济民主的国家资本主义,其后果往往是化大公为大私。人民是否有权监督政府,不仅是经济体制问题,更是政治体制问题。
       
        4.“国进民退”违反科学发展观
       
        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性,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
       
        清末以来的三场“国进民退”,第一场是“铁路国有”的招牌下,仅在局部地区推行,却引爆了辛亥革命;第二场是在“天下为公”牌坊下,以国营工业为中心推行战时经济体制,最终拖垮了自己;第三场在“一大二公”的名义下,将国民经济拖到了崩溃边缘,延迟了中国的现代化。三场“国进民退”的后果都不佳,其后也都会出现时间、规模不等的“民进国退”,并带来经济增长。历史已经证明:“国进民退”没有可持续性,“民进国退”才是人间正道。
       
        52年前,张奚若先生曾批评过党政工作中的“四大偏差:“第一是好大喜功,总误认为社会主义就是大,不管人民的生活和消费者的需要如何,只要组织规模大才过瘾。第二是急功近利,表现为强调速成,把长远的事情用速成的办法去做。第三是鄙视既往,许多人忽视了历史因素,一切都搬用洋教条,把历史遗留下来的许多东西看作封建,都要打倒。第四是迷信将来,认为将来一切都是好的,都是等速发展的。”[11]
       
        一个国家的发展进程,本身就是大历史的一部分。屏蔽历史,只许讲成绩不许讲错误,既违背实事求是传统,也违反科学发展观。好大喜功、急功近利,实为60年来官场之积弊;鄙视既往,不知慎终追远,就没有将来可言。
       
        覆辙不可重蹈,民富才能国强,独大未必为公。鉴诸本国和世界各国经验,国营企业的经营管理和利润率都不如民营。如果不对当前“国进民退”的势头加以遏制,势必影响到中国日后的产业结构和经济走势,不利于长期稳定发展。
       
        统筹兼顾,全面协调国企与民企的发展关系,对垄断型企业实施分割改造,逐步推行国有企业的民营化,重点扶持民营企业的发展,更符合中国社会的长治久安之道。
        
       (中国民营经济六十年研讨会论文)

        [1]黄逸峰等:《旧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82页,表4。
       
        [2]王向钦主编:《中国民族工商业发展史》,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17页。
       
        [3]卢作孚:《论中国战后建设》,《卢作孚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25页。
       
        [4]《敌伪经济事业之接收处理》,1946年11月,国民政府经济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5]毛泽东:《农业合作社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1955年10月11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版,第198页。
       
        [6]毛泽东:《同民建和工商联负责人的谈话》,1956年12月7日。《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68页。
       
        [7]财政部:《关于合营企业私股股金股息是否退还问题的复函》([79]财企第11号)1979年1月19日。
       
        [8]中共中央统战部、商业部:《关于索要、强占原公私合营企业、合作商店营业用房问题的处理意见》,([83]商管字第5号)。
       
        [9]《中国中小企业逆境生存调查报告》,慧聪邓白氏研究《销售与管理》,2009年第07期,http://qkzz.net/magazine/1009-8585/2009/07/3623336.htm
       
        [10]《银行业界:中小企业客户效益是大客户的2.8倍》,中国B2B研究中心2009年6月15日,http://www.xqw.gov.cn/html/2009-06/195497.html
       
        [11]张奚若:《揭发官僚主义根源和四种偏差》,新华社1957年5月15日讯。

  • 城市土地私有产权是何时消失的

    2010-3-05

      历史上的革命与改革,往往意味着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土地产权最容易在这类节点上发生变化。

      1950年6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宣布“没收地主的土地、耕畜、农具、多余的粮食及其在农村中多余的房屋。但地主的其他财产不予没收”。这是共和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土改,实施过程带有强烈的暴力革命特色,多数地区都超越了法律和政策。其后,又在合作化的名义下,将农民分到手的土地重新集中。

      到了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土地高度集中,农民被套牢在土地上,却未能解放生产力。“一大二公”的结果是“规模而不经济”,播下“共同富裕”的龙种,收获却是“均贫”。“穷折腾”造成了饿死数千万人的大饥荒。

    本文见《新世纪》周刊 2010年第5期 出版日期2010年01月25日

  • 21世纪:中国还有“五四精神”吗?

    2010-3-05

    ——五四运动九十年祭

      今年是“五四运动”九十周年,各种纪念和解读都会出现。进入21世纪以来,对“五四”的反传统、反封建精神,海内外都出现了一些新质疑,大体可归纳为三类:

      一类意见是学理上的,例如林毓生先生认为:“创造新文化并不需要彻底地摧毁旧有的事物。铲除传统中不合时宜及有害的成分,并不一定非完全否定传统不可。传统若有很大的转变潜能,在有利的历史条件下,传统的符号及价值系统经过重新的解释与建构,会成为有利变迁的‘种子’,在激烈变迁的同时仍可维持文化的认同。”应该说,从上个世纪“战国策派”对五四运动的批判,到“新儒学”在中华文化圈的崛起,自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探讨的价值。在认同林先生的世界性文化视野的同时,仍须对六十年来中国大陆文化作深层内窥。

      另一类意见是“中国特色”的,例如倡导“国学”的人民大学纪宝成校长认为:“我们国家的整个教育制度全是西化的”;“经学就相当于国学。遗憾的是,蔡元培当部长,把经学搞掉了。其实蔡元培也不都是对的嘛,不要把蔡元培说得那么神圣”。蔡元培任教育总长期间废止读经反对尊孔,出任北大校长后提倡“兼容并包”并引入了西方的大学管理制度,为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作了思想准备。我国六十年来的教育制度,更多的不是“西化”而是“苏化”,如果为了反对五四前后教育的“西化”而重倡“尊孔读经”,难免有继续为国愚民之嫌。

      第三类意见出于信仰危机甚至逆反心态,具体表现在对鲁迅的批评上。盖因长期以来,主流意识形态出于宣传需要,屏蔽陈独秀、胡适的历史贡献,将鲁迅捧成“五四精神”的唯一正确代表;而多年的说教与社会现实形成悖论,理论上无法自圆,也导致对五四历史及其思想遗产的鄙弃。从“反传统”的意义而言,这类意见反倒像继承了“五四精神”中的批判性,但批判的是不是封建传统而是“革命传统”。

      一、概念误读:“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

      或是出于习惯,或是出于宣传需要,“新文化运动”经常与“五四运动”混为一谈,或以后者代替前者,或合称“五四新文化运动”。其实,前者是后者的发生背景和思想基础,后者是前者的继续和发展。没有新文化运动的启蒙及其带来的思想解放,就不会有五四运动的发生,五四运动发展并丰富了新文化运动。

      对这两个相互关联的运动一直存在着不同的解读,一种是思想文化上的,另一种是政治性的。就思想文化而言,新文化运动是清末中西文化对撞下思想启蒙潮流的继续,从梁启超的《新民说》到陈独秀的《敬告青年》,再到胡适的《白话文学刍议》,反封建的思想脉络越来越清晰具体。从政治解读而言,新文化运动发展到五四以后出现了分化,一部分人(以陈独秀为代表)积极投身政治,创建了中国共产党,这也是主流意识形态所着力宣传的部分,但其代表人物换成了鲁迅和毛泽东。

      首先提出“新文化运动”概念的是孙中山,他在1920年提出:“新文化运动在我国今日诚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并对此作了政治解读。胡适也认为:“凡在变态的社会与国家内,政治太腐败了,而无代表民意机关存在着;那末,干涉政治的责任,必定落在青年学生身上了。”他在1960年回顾这段历史时又说:“五四本身决不是文艺复兴运动,而五四本身是爱国运动……它一方面帮助我们的文艺复兴思想的运动,同时也可以算是害了我们、这纯粹思想运动变成政治化啦,可以说变了质啦。”

      从新文化运动到五四运动,进化论、社会达尔文主义、君宪主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实验主义、马克思主义、民粹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各种学说百家争鸣,文化理念是多元而非一元的,且不是以权力消灭其他各方。1949年以后,这套理念被一元化的政治权力所消灭。屏蔽历史,灌服“狼奶”,曲解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之关系,以及对两者的过分政治化解读,令这段历史的研究走入了误区,至今难以摆脱。近年有学者重倡文艺复兴和新文化,用意可嘉,但在权力怪兽关进笼子之前,仍是知易行难。

      二、文化互戕:“杀父的文化”与“杀子的文化”

      “全盘西化“与“中体西用”一直是文化论争的焦点。孙隆基先生在《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港版)中借用人类学的概念,提出西方文化是“杀父的文化”,中国文化是“杀子的文化”,且直指某历史事件是“杀子的文化”。虽是极而言之,却道破了中国封建文化扼杀民族创造力的特质。儒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长期教化与压抑,培育了中国人平时顺民、乱时暴民的“国民性”,并随着封建社会的“历史周期律”而引发社会危机。

      自五四以来,中国一直在这两种文化的身影下徘徊。五四的反传统精神,既是对五千年封建“杀子文化”的反抗,也由此诞生了一个造反的革命党——中国共产党。不料造反成功坐定江山以后,封建主义阴魂不散,从思想改造运动到“反右”、“文革”,五四运动所造就的那一代知识分子,纷纷被推上祭坛,“杀子文化”在“不断革命”的旗号之下借尸还魂。

      政治上的高度集权,思想上的高度“一元化”,不容任何异端存在。“造神运动”造就了绝对的威权,也加剧了执政党的内争。以“文化大革命”名义发动的内乱,把中国变成了既杀父、又杀子,既互杀、又自杀的恐怖地狱,完全是文化的悖论。这场反文明的“社会实验”,把八亿中国人变成了实验品。

      “文革”失败和毛泽东的死亡,令中国走出历史噩梦,痛定思痛之际,“父权”与“子权”都无力相互对抗,达成了临时妥协的默契,于是出现了一个相对宽松的时空——思想解放的八十年代。但权力的惯性不断打破平衡,对“自由化”的讨伐时断时续,最终在一九八九年爆发了新一轮的对抗,“父权”的惨胜,中断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也令“杀子文化”重新占据了舞台。

      中国何时才能走出“父子互戕”的极端文化怪圈,创造一种“兼容并包”的新文化?自五四以来的九十年间,仍是一道待解之题。

      三、教义赝品:“原教旨主义”变“山寨版教义”

      中国的“文化酱缸”,足以令众多的外来龙种变成蛆虫。自从小学教师洪秀全傅会西方的基督教教义,将一种外来宗教改造成毁灭文明伦理的邪教以来,将外来学说变成“中国特色”的“山寨版教义”的改造从未停止过。洪天王起事七十年后,另一位小学教师继承了他的事业并发扬光大。

      书写中共的建党历史,必定追溯五四,这是可以理解的。五四前后正是各种思潮与主义风行的时代,其中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在中国胜利,不仅仰仗老大哥的“输出革命”,亦与儒家“大同学说”及中国人的“国民性”有很大关系,而白话文的推广,也使革命学说变得更易于传播。

      毛泽东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带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其实他所真正接受的乃是列宁主义,继承更多的则是斯大林主义。马克思“解放全人类”的社会理想,自有其普世价值的成分,至今仍被欧洲的社会党所继承;而马氏实现社会理想的手段——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则形成了“俄国山寨版”。这套“山寨版教义”及其体制已经在二十年前轰然倒塌,如今只残存于个别集权国家。

      毛泽东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的,是“俄国山寨版”的“中国特色”变种,其间既有俄罗斯的黑暗专制,也有中国式秘密社会的“会党政治”及改朝换代的“均贫富”口号。以“公有制”的旗号,将全国财富变成权力团体的血酬,再将贫困平均分配给国人,是那个时代的特色;接下来的时代,是疯狂攫取公共财富及其增值部分。从“均贫”到“贫富悬殊”,正是“山寨版教义”无法自圆其说之处。近年发动对“普世价值”的围剿,更是与马克思的初衷南辕北辙。

      四、沉渣泛起:“打倒孔家店”到“新尊孔读经”

      三十年间经济发展有成,贫富差距悬殊,教义依旧定于一尊,文化失去创造力。面对普遍的信仰危机,不得不搬回被“革命”打倒的文化偶像孔子充当陪祭。新的“尊孔读经”明为文化时尚,骨子里仍是维稳手段,以弘扬国学之名行愚民教育之实,“老调子”至今唱个没完。

      蔡元培民国元年就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之初,下令小学堂读经科一律废止,不久再度下令废止师范、中、小学读经科。他认为“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教自由相违”,故各级学校不应祭孔。针对守旧派尊孔及“以孔教为国教”等主张,他提出了“以美育代宗教”的创议。在民智未开、封建势力十分强大的当时,皆是保护少年儿童免受毒害的必要之举,但未见其有禁止大学讲授经学的政令。他后来执掌北大,也是兼容新旧之学,提倡学术自由。“经学”与“读经”是完全不同的概念,纪宝成校长指责“蔡元培当部长,把经学搞掉了”,不知有何依据?

      中国传统文化是精华与糟粕并存,不可一概而论。洋人讲“中国学”或“汉学”皆有科学定义,国人笼统以“国学”自诩,甚至将“经学”与“国学”混为一谈,皆有偷换概念之嫌。文化学是一个大概念,其实无分中西。胡适、蔡元培、陈独秀、鲁迅等新文化运动巨子,都是学贯中西、受过全套传统教育而又从封建营垒中杀出的人物。就新文化运动形成的学术研究而论,胡适整理国故,得益于西方学术研究的科学方法;蔡元培办北大力倡“兼容并包”,才有了梁漱溟、钱穆、冯友兰等一代学术大师。

      六十年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传统文化在大陆一度濒临灭绝,淹留一脉孤悬台港海外。“新儒学”的方东美、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等几位大家,都不是在大陆“土法治学”,方能有所成就,学术环境视野使然也。当今日益浮躁的大陆学界,坐堂叫卖“国学”犹如艺场说书,但求名利双收,何须真才实学?有望成为硕学鸿儒者,凤毛麟角而已。

      顾准认为:“中国的传统思想,没有产生出科学与民主”,“批判中国传统思想,是发展科学与民主所十分必须的”。孔子作为中国的大思想家和大教育家,在人类文化史上自有其地位。五四时期提出“打倒孔家店”,是对历代封建统治者将儒教定于一尊、实行文化专制的反动,纵有矫枉过正之处,其进步意义同样不容抹杀。五四后提出“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是对传统文化的认真反思与批判继承。

      五、自宫仪式:高举“五四旗帜”与阉割“五四精神”

      中国大陆年年都纪念“五四”,几乎成了一种仪式化的活动,今年难免又要大办。选择这个日子清场,在纪念牌前大办“成人礼”,堪与祭孔大典一比。高举“五四旗帜”而阉割“五四精神”,实为当今一大怪象。

      五四的旗帜是“科学与民主”,岂有偏废之理?有科学而无民主,则科学无以昌明;有民主而无科学,则民主徒托空言。中国在五四后出现了一批学术大师,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学生,也在海外成了诺贝尔奖的获得者。今日之中国,大师不出诺奖无缘,原因仍在体制对文化学术的思想桎梏未除。

      近年“赛先生”特蒙恩宠,跻身“发展观”;“德先生”打入冷宫多年,方获“好东西”名号。科学(science)一词从被未严格定义过,有人将科学概括为“一种最逼近真理的尽可能不包含自相矛盾的知识体系,且是一项社会事业”。“山寨版教义”的自相矛盾之处,恰恰在于教义与社会实践的悖离,提倡科学而无民主同步,就不可能有全面的社会发展观。

      科学家可以从工程师中产生,但工程师未必能成为科学家,盖因其缺乏创造性思维。在“工程师治国”之今日,新的利益格局已经形成,从造反革命党到“维稳”执政党的转型也已完成,不变的是对权力的强烈控制欲望。一切以维护旧机器的运转为前提,奉行的是以技术代科学的“技治主义”;在理论的科学创新上鲜有建树,注重的是统治技术及机器部件的更新。

      以生产线式的应试教育禁锢青少年的思想,制造体制机器的标准配件;罔顾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用技术手段监控国人的思想言行;以强调“中国特色”为借口,将“普世价值”作为异端来围剿……;种种切切,皆是对“五四精神”的阉割,扼杀了中华民族的创造力。

      九十年后环顾神州:孔店重开,“国民性”积习未除;五四已远,新启蒙仍须努力。五四精神及五四的先贤们,尚飨!

  • 1945年:民营企业家公开请愿

    2010-3-05

      1945年10月31日,重庆106位民营企业家代表,身佩“请愿团”标志,游行到行政院向宋子文请愿,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
      
      抗战爆发前,中国民族工业多集中于长江下游及东南沿海发达地区。为了保存民族元气支援抗战,不使惨淡经营的产业沦于敌手,民营企业家们开始了中国工业史上的一次壮举,历尽千辛万苦,将约600家民营工厂的设备、员工内迁到以陪都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保障了国家战时的军需民用。
      
      据1936年时的统计,中国民族工业资本(不含日本占领的东北地区)约为14.48亿元,为官僚资本的4.3倍,而在工矿业中民营资本是国营资本的5.68倍。抗战头三年间,后方民营工业投资超过了战前全国平均额。1939年以后,由于国民政府实行了错误的产业政策,片面扶持国营企业,后方工业出现了“国进民退”的趋势。
      
      在一党专政体制下,官僚资本从国家资本中蜕变而出,依仗特权驾御经济形势,化公为私,与民争利,大发国难财。到抗战后期,国家资本和官僚资本已处于压倒性优势。通货膨胀、金融垄断、物资统制,国家资本和豪门权贵的压迫侵夺,令民营工业处境日艰。民营企业家们不甘坐以待毙,依托迁川工厂联合会、中国工业协会等团体,不断与闻国是,参加宪政运动,呼吁“经济民主”。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国民政府忙于复员接收,军工订货大部停止。“胜利爆竹一响,工厂陆续关门”,很多民营厂家发不出工资,濒临破产境地。而当局却将其视为累赘,不闻不问。
      
      重庆“星五聚餐会”是大后方工商界的一个重要活动场所,此时正酝酿着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暴。民营企业家们忍无可忍,决心联合抗争。他们要求参加政府对敌伪工矿业的接收和复员工作,要求继续订货并收购产品,要求发放紧急工贷以渡难关。他们要提醒当局:假定工商业全部崩溃,政府也决不能单独支持。

      9月间,工业界代表胡厥文、胡西园、刘鸿生、李烛尘、吴羹梅等,就订货和工贷问题先后与经济部、财政部交涉,但两部互相推诿。10月初,他们又去行政院找院长宋子文,宋避而不见,派秘书长吴鼎昌接见。企业家们陈述了目前工业界的危机和挽救方法,呈上工业建国全盘计划建议书,等到月底仍无回复。   

          10月31日,全国工业协会重庆分会、迁川工厂联合会联合召开会员大会,通过了《后方工业界对目前紧急情势宣言》,并决定派代表到行政院请愿。会后,请愿代表106人,在总指挥庄茂如带领下,游行到行政院向宋子文请愿。
        
      据吴羹梅回忆:宋子文接见代表时的第一句话是“侬勿要‘三吓头’(上海话:你们不要虚张声势吓唬人)。”胡厥文陈述工业界的困难和要求后,宋很不耐烦地摆摆手:“你们的情况我都不知道,你们对我讲这些,等于对牛弹琴。”有代表揶揄说:“院长太客气了,中国人才无论怎样缺乏,也不至于要牛来当院长。”宋还唱起“腾笼换鸟”调:“中国以后的工业,寄希望于美国的现代化机器。你们的破破烂烂的废铜铁,济什么事呢?你们要办工业,也要跟上时代,才不至于被外国人淘汰。”代表们列举了内迁工厂为抗战胜利所做的牺牲和贡献,力陈其在将来国家经济恢复和建设中的作用。宋无法辩解,称须等副院长翁文灏回来才能解决。

      翁文灏返渝后向代表们提示:“这事需要委员长出面。”11月5日,胡厥文、胡西园、吴羹梅面见蒋介石,对解决当前困难提出九点具体建议。蒋一面听,一面用红笔在小本子上画着,偶而说一声“好,好”。蒋担心发放大量工业贷款引起通货膨胀,吴羹梅解释说:这笔钱主要用在生产而不是消费上,不会刺激物价。蒋介石不置可否地又说了几个“好”。几天后,财政部通知全国工业协会总会,政府决定发放工业贷款50亿。
     
      被称为“民族资产阶级”的民营企业家不再软弱妥协,奋起抗争,引发了社会震动,国内外报刊均有报道。英文报纸《自由西报》评论说: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最高行政机关行政院,而被本国的资本家所包围,一个国家最高行政长官行政院长为群众所窘,这真是一桩世界新闻。
        
          蒋介石亦曾反思国营企业经营不善的主要原因:“制度未立,规划欠周,其中又以‘政企不分’最为关键”,提出政企分开,除国防、重要公用事业及与国防相关重工业外,均可民营。战后民营工业资本仅恢复到战前的78.6%,官僚资本则突增至战前的2.8倍,尾大不掉之势已成。由于民生凋敝,税收锐减,通胀加速,1947年国民政府不得不改推国营企业民营化,试图挽救危局,但民营经济已无力回天。

          没有政治民主,也不会有经济民主,国营企业腐败,民营企业衰败,这些弊端是一党专政体制所无法解决的。财政崩溃、民心思变和军事失利,最终导致了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倾覆。
      
                                        2009年7月25日  风雨读书楼
                               《财经》杂志 2009年第16期(发表时有删节)

  • 没有民主,就建设不好新中国

    2007-3-07

    没有民主,就建设不好新中国

    ——回顾《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歌词改动

    章立凡
        
        
    2001528,《北京日报》理论周刊文史版“纪念建党80
    周年特刊”以整版的篇幅,介绍革命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创作和歌词改动的经过,其中有《考辩:“新中国”的“新”字是谁加上去的?》一文,罗列了三种说法:其一为作者曹火星在1949年攻克天津前夕,接到XX部通知后作了改动;其二为毛泽东在1950年提议纠正;其三为章乃器建议改动歌词,被毛泽东采纳。

        
    先父章乃器生前曾对我谈过事情的经过:194812月,他应中共中央电邀,与其他民主人士秘密从香港北上,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194917到达东北解放区后,他们被安排到各处参观。途中同行的人们唱起一支革命歌曲,开头的歌词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父亲感到这句歌词有些不妥,提议增加一个“新”字,改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以确切表达共产党的历史功绩。因为从历史时序上,是先有中国,后有中国共产党。他的提议很快被有关部门反映给中央,不久,父亲到北京见到毛泽东,毛对他说:你提的意见很好,我们已经让作者把歌词改了。

        
    我曾将歌词改动一事写入《先父章乃器先生往事闻见录》,发表在1984年第一期《人物》杂志上。此后有多种报刊文章转载或转述这段往事,但大多没有说明来源。1989年,逄先知先生在《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一书中,提出第二种说法,即1950年毛泽东听到女儿李讷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告诉她这样唱不妥,后来歌词被改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不少知情的朋友曾提议澄清此事,我当时觉得不大有必要,因为两件事都发生在共和国开国前后,只不过章乃器建议修改在前,毛泽东纠正李讷在后而已,从逻辑上并不矛盾。后来有朋友寄给我一小篇文摘,是对歌曲作者曹火星的访问摘要,曹本人证实确有奉上级指示改动歌词的事,但不清楚改动的背景。


        
    从《北京日报》所载三种说法的时间排序上看,章乃器提议改词是在194917到达东北解放区之后,曹火星改动歌词在1949115攻克天津之前,毛泽东纠正女儿和小学生们则是1950年的事。过去有的作者还专门写过考证的文字,认为章乃器首先建议改词的说法是成立的。如果党史研究者们能够查到当时改动歌词的相关历史档案,事实的经过将更加清晰。

        
    这首歌曲是抗战胜利后创作的。后来国民党也曾改动过歌词,在国统区大唱“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以与解放区的唱法相对抗。这场文化交锋的焦点,注重的是政党的地位而非国家的理念。自从改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之后,国民党那边就逐渐失声,最终退踞小岛。国民党执政二十二年,坚持一党专政,拒绝民主宪政,最终没有跳出腐败亡国的“周期律”,其历史教训是深刻的。

        
    将民主作为建设新中国的根本理念,是毛泽东在1945年通过“窑洞对”昭示于天下的,同时也是国内进步力量的共识。当时父亲与黄炎培、胡厥文等发起的政团,就命名为“民主建国会”。后来父亲北上参政,也是相信共产党能够领导中国走上民主新路。他提出修改这句歌词,将共产党领导的新政权区别于国民党的旧政权,将新国家区别于以往的旧国家形态,但仍沿袭了以党治国的历史观。

        
    没有民主,就建设不好新中国。对“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解,如果只强调“专政”而忽视“民主”,又怎能代表人民行使权力?虽然1949年通过了《共同纲领》,1954年又颁布了国家宪法,但由于没有真正确立宪法的权威和民主监督机制,以致毛泽东后来犯下“大跃进”、“文革”那样的历史错误时,执政党竟无力及时纠正。

        
    当年的“新中国”,如今已经五十六岁了,历经改革开放,国力明显增强,但腐败现象也达到了十分危险的程度,各种社会矛盾交织。回首这段往事,除了记述共和国创立时领袖从善如流的民主风范外,也是以史为鉴——没有民主,就建设不好和谐社会。

                        

                                  
    20051222 
    修订于风雨读书楼

                                  20051229《北京青年报》(发表时有删节)

  • 联合政府之梦:中国民主党派的前半生

    2007-3-07

    联合政府之梦:中国民主党派的前半生

    1945-1966

    章立凡

        
    中国大陆的八个民主党派,有五个是在抗战胜利前后所创立,另外三个党派的历史虽然要早些,但其组织的活跃与发展,同样与抗日战争胜利前后民主宪政运动的兴起有关。时至今日,这段历史已经翻过了一个甲子。

    从“联合政府”到“人民民主专政”

        
    当抗日战争的烽火仍在中国的大地上熊熊燃烧之际,政治家们已在思考战后国家的重建问题了。当时,一般民众、特别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已经厌倦,实现政治民主的呼声日益高涨。一些在野的中间党派开始组合为国共两党之外的“第三方面”,不断提出实施宪政的政见,批评国民党的独裁政治,要求实现西方式的民主。例如1939年组成的统一建国同志会(民主同盟的前身)信约中,就提出实施宪政、党派平等、学术思想自由、计划建设、军队属于国家、反对内战等12条主张。

        
    抗日战争胜利前夕,一度消沉的民主宪政运动再度兴起。1944年美国总统特使赫尔利来华,督促国共双方联合其他国内政治力量,建立一个联合政府。毛泽东在19454月召开的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了题为《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提出组成民主联合政府、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第一步由各党派和无党派代表人物协议组成临时的联合政府;第二步则在将来经过自由选举,召开国民大会,成立正式的联合政府。对于当时中间党派所主张的军队国家化,毛也表示了谨慎的赞同。(毛泽东:《论联合政府》)

        
    毛泽东代表中国共产党对民主宪政的诉求,及其在陕甘宁边区所推行的“三三制”政治样板,吸引了中国的中间势力党派。19457月,褚辅成、黄炎培、冷遹、傅斯年、左舜生、章伯钧六位国民参政员联袂访问延安,在谈到如何摆脱政权腐败的“历史周期律”时,毛泽东声称:“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种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

        
    中共与中间党派的蜜月由此开始,并在同年秋的重庆谈判期间达到高潮。毛泽东的一阕咏雪词风靡了山城,国共双方达成的《双十协定》以及随后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更满足了人民对国内和平及民主建国的憧憬。

        
    但和平的迷梦很快被内战的阴影所替代,在国共两个军事集团的摩擦阶段,第三方面积极奔走调停,同时不断对两党提出批评建议,也招致了双方的不满。1946年是个转折之年,无法避免的内战终于爆发,同时导致了第三方面的分裂,青年党、民社党及一部分社会贤达,参加了国民党单方面召开的国民大会;另一部分党派则采取了抵制的态度。

        1948
    年,随着国民党在内战中的军事失利,一次最重要的政治洗牌终于到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提出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得到了多数中间党派的响应。各党派负责人分批秘密北上,参与新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这些中间党派,也由此开始被称为民主党派。

        1949
    6月,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重申新民主主义的理念。他从政治和经济的现实出发,主张“利用一切于国计民生有利而不是有害的城乡资本主义因素,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共同奋斗”;他也用很大的篇幅主张“强化人民的国家机器”,强调工农联盟的重要性,认为民族资产阶级“不应当在国家政权中占主要的地位”(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综观毛这一时期的言论和文章,较多的是对新政权国体和政体的思考,建立中央集权体制及推行苏联式计划经济的思路也初现端倪,并公开转向“一边倒”的亲苏外交政策。这些与《论联合政府》一文的立场已有所不同。

        194992130
    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京召开。除特别邀请人士外,与会的45个单位,分为党派、区域、军队、团体四类。14个党派单位中,除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外,还有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致公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人民救国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民主建国会、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等11个党派以及无党派人士。在出席新政协的662位代表中,共产党员约占44%,工农和各界的无党派代表约占26%,各民主党派的成员约占30%,基本上实现了中共的“三三制”原则。

        
    关于各民主党派代表人选的提名与确定,救国会代表宋云彬在日记中谈到:“名单必经统战部同意,而代表亦非运动争取的。”黄炎培也在日记中记载,民建内部多人反对提名冷遹任政协代表,但中共“潘汉年坚持,越反对越坚持,卒不敢有异议。”

    从《共同纲领》到“五四宪法”

        1949101,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新政权的合法性,来自新政治协商会议及其通过的大宪章式文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这个由各党派、各阶层和利益集团的著名精英所组成的会议,虽不是经由直接选举产生,但确实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和民主色彩。

        
    《共同纲领》带有临时宪法的性质,宣布“以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政治基础” 确认人民“有思想、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讯、人身、居注、迁徙、宗教信仰及示威游行的自由权”,并对新政权的性质作了如下表述:“中国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

        
    《共同纲领》保留了联合政府的理念框架,对中国共产党事实上的主导地位,并未以文字加以强调;对于国家的武装力量,则规定“受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统率,实行统一的指挥,统一的制度,统一的编制,统一的纪律”,显示出对“军队国家化”的认同。

        
    新政治协商会议被认为是中共统一战线策略的成功范例,它显示出新政权的精英政治色彩及共产党对民主党派及社会贤达的尊重。非中共人士张澜、李济深、宋庆龄出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占六位副主席中一半;沈钧儒出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56位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非中共人士约占半数;政务院名单中,黄炎培、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邵力子等担任了副总理、政务委员及部长以上职务,联合政府的色彩浓厚。

        
    这种安排在中共党内也引起了不满,对此,毛泽东回答说:安排民主人士好处很多,第一,可以“赚”人,各方面的非党人物都有当副主席、部长、司令员的,“朝里有人”,国民党不打自垮。……第二,可以“赚”来四万万人民,赚来土地改革。第三,可以“赚”一个社会主义。这叫做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新政权成立后,民主党派的组织结构也有所整合。1949年11月,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并入了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同年12月18日,中国人民救国会于宣布解散。11个民主党派中,最终保留下8个迄今。

        
    中共在新政权的领导作用,很快在与民主党派的关系上体现出来。历史上各民主党派内都有中共秘密党员,某些民主人士也曾秘密或公开地加入共产党。新政权成立以后,一些共产党人被安插进民主党派。根据中共的要求,各党派撤消了在港澳和海外的支部,并承诺不在军队中发展成员。

        
    中共中央统战部还给各民主党派划定了发展成员的领域。民革:原国民党军政人员;民盟:文化教育界知识分子;民建:民族工商企业家和与他们有联系的知识分子;民进:教育、文化、出版、科学界知识分子;农工民主党:医药卫生、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界知识分子;致公党:归侨、侨眷;九三学社: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和医药卫生界知识分子;台盟:台湾省籍人士。

        
    各民主党派的经费,以往都是通过捐助等方式自筹,例如民盟总部在北京购买办公用房的费用,即是由民建赞助。自从成为新政权的成员之后,民主党派的经费及人员工薪也变成由国库支出。

        
    新政权成立后开展的各种政治运动,也对民主党派造成相当的影响。例如民革主要是国民党内分化出来的政治派系,但与旧军政及地方势力渊源较深,在土改、镇反运动中受到的触动比较大;又如民建是以民族工商业家为主体的政党,“五反”运动中,中共统战部一度提出“火烧工商界,打劫民建会”的口号,很多会员遭到斗争甚至自杀;思想改造运动及对胡适、梁漱溟的批判等,也触及了很多文化、教育界的民主党派知识分子。

        
    但民主党派对于中共出台的政策,仍在一定程度上保有批评权。例如黄炎培曾主张“江南无封建”,对土改政策有所质疑;梁漱溟因反映农民生活太苦而遭到毛泽东的责骂时,陈铭枢当场要求毛为梁的言论定性;统战部提出民建发展成员应以“中小(资本家)为基础”,章乃器表示不同意;对于出兵朝鲜、粮食统购统销等重大决策,民主党派中也有相当多的负面意见。

        1954915,在北京召开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与原先的《共同纲领》相比,“五四宪法”首次明确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大前提。

        
    大会所通过的人事名单也令人瞩目,国家最高层职务完全由中共领导担任,实现了党政合一,原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政务院副总理的党外人士,皆转任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至此,党外人士在国家高层权力机构中的地位和比例,均比建国时下降。此后,国家政权的联合政府的色彩更趋淡化,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日形突出。而在1949年曾起过重要作用的政治协商会议,变成了一个咨询机构。

    从“改造资本主义”到“改造民主党派”

        1952
    年“五反”期间,习惯于用政治、军事思维规划一切的毛泽东,开始考虑在基础上,提前发动社会主义革命。他在审阅中共中央统战部起草的《关于民主党派工作的决定》时作出批示:“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

        1953
    年毛泽东又提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把原来设想中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时间表大大提前了。同年97毛泽东邀请党外人士座谈,发表了《改造资本主义的必经之路》的讲话。从第二年起,以国家资本主义取代私人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改造(公私合营)进程就开始了。“对资改造”在1956年初掀起高潮,年底基本完成。

        1956
    年,毛泽东对民主党派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中共“八大”正式确定了这一方针。但有不少民主党派成员私下表示“监督不了”、“监督不敢”。毛泽东认为,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中的许多人“实际上就是程度不同的反对派”(毛泽东:《论十大关系》)。对于资本家加上跟他们有联系的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我们要把他们的政治资本剥夺干净,没有剥夺干净的还要剥。”(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

        
    赫鲁晓夫1955年在苏共二十大上批判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在共产主义世界引发了地震,不久发生的波兰、匈牙利事件,更引起毛泽东的警惕。自19569月以后的近半年中,全国各地出现了工人罢工、学生罢课的事件,民主党派的政治批评也在一些内部会议上出台。据李维汉回忆,在19567月和10月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以章乃器、章伯钧为代表向中共“提出了尖锐、严厉的批评,广泛涉及党的领导、国家政治生活等多方面的问题。”

        
    对于中共提出的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章伯钧等提出:一.监督应有法律保障,民主党派向相当政府部门应有质询权;二.民主党派可在人大设“议会党团”,有权单独向中外记者发表主张;三.政府部门和政协对民主党派所提批评建议,应认真处理,不得敷衍。

        
    关于民主党派的发展方针问题。章乃器批评中央统战部1952年提出“中小为基础”的建议,是团结中小、排斥打击大资本家,是制造阶级斗争。对于过去协议的各民主党派重点分工范围,章伯钧一再表示不满,主张要打破“防区制”“包干制”。有些人对我党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认为是“对九三学社的威胁”。有些人从增强民主党派的实力出发,主张取消民盟、民进、农工民主党、九三学社四个党派,另组一个知识分子的大党。

        
    章乃器批评中央统战部有阶级斗争简单化、统战工作庸俗化的倾向,指责部分党员、进步分子怀疑和歪曲党的和平改造方针,执行得七折八扣,使工商业者受到无情打击,主张重新审理“三反”、“五反”案件,处分过重的予以平反。罗隆基、章乃器等提出,共产党员和非党员不平等,党外人士怕党员,见到党员唯唯诺诺,觉得自己比党员低一等。座谈中普遍反映党外人士有职无权,对党员干部的官僚主义十分不满,有人指出:“现在官气之重,比国民党还甚”。许多人对中共划定的民主党派发展方针表示不满,对政协的工作感到有名无实,章伯钧主张实行“两院制”,将政协变为上议院。(李维汉:《回忆与研究》)

        
    对此,毛泽东提出:“我们对待民主人士要又团结又斗争,分别情况,有一些要主动采取措施,有一些让他暴露,后发制人,不要先发制人。”(毛泽东:《在省市委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

        1957227,毛泽东在第11
    次扩大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著名讲话,重申“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双百方针;同年427,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30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召开第12次最高国务会议,邀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

        
    历经多次政治运动之后,民主党派人士也多已缄口不言。但毛泽东的竭诚邀请,重新激发了他们的参政热情。批评广泛涉及政治民主、法制建设、经济、文化教育、新闻出版等各个领域,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的观点:“党领导国家并不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 “现在国务院的副总理有12位之多,其中没有一个党外人士,是不是党外人士中没有一人可以坐此交椅,或者没有一个人可以被培植来担任这样的职务?” 

        
    对中共党内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批评浪潮,在全国的机关团体和大专院校迅速蔓延,形势有失控的危险。在毛泽东的部署下,“整风”于6月初急转为“反右”。通过这场运动,全国有55万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其中不少是民主党派负责人及成员。“反右”给各民主党派和政治协商制度造成了重创,《光明日报》、《文汇报》等民主党派报纸在“反右”以后相继被收编,党外民主被“一言堂”所取代,民主党派从此被戏称为“花瓶”。


        
    中共中央统战部于19587月制定的《改造民主党派的工作纲要》认为,“民主党派作为资产阶级政治代表的作用日渐削弱;作为自我改造、自我教育工具的作用日益加强”。1959年二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国务院部长名单中,党外人士比例由上届的37%降至22.8%

        
    毛泽东在“反右”后乘胜追击,对1956年党内的“反冒进”进行了清算,于1958年发动并造成了“大跃进”的经济灾难。随后,他又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发动了对彭德怀等人的批判,中共党内民主也遭受重大挫折。至此,从《共同纲领》到“五四宪法”的共和国民主法制建设,逐渐被人治所取代。

        1966
    年“文化大革命”爆发,82324日,一些北京红卫兵发出致各民主党派的《最后通牒》,限令各民主党派在72小时之内自行解散。自25日起,北京各民主党派中央机关陆续贴出“通告”,表示接受红卫兵的意见,自即日起停止办公。随着红卫兵运动的狂潮从北京向全国各地席卷,民主党派人士横遭抄家、批斗、殴打、侮辱,民主党派濒临灭顶之灾。

        
    “文革”期间,民主党派组织停止活动长达10年之久,一些成员遭到关押甚至被迫害致死,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才得以恢复活动。


                               2006615  
    风雨读书楼
                              
    《凤凰周刊》2006年第19

  • 历史,想对你说告别不容易

    2007-3-07

    历史,想对你说告别不容易——胡耀邦诞辰九十周年有感

    章立凡

     

     

    隆重纪念胡耀邦诞辰九十周年,或许是建设和谐社会工程的组成部分。

     

    耀邦在世时致力于社会的“平等、宽厚、宽容”,追求社会和谐,但也为实现和谐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自他逝世十六年以来,这个社会实在是太需要和谐了。

     

    有朋友建议我写一点文字,纪念这位至今仍令人民无法忘怀的伟大人物。我回答说:“纪念的方式多种多样,何必要用文字呢?很多的话是无法用文字发表的,纪念要有评价,谁又有资格来对他作出历史的定评呢?我自问没有获得这种发言权。”

     

    耀邦逝世时有讣告和长达4000字的悼词作为评价,十六年来却很少被媒体提及,这本身就是一种奇怪的现象。李锐先生诗云:“活在人心便永恒”,耀邦仍鲜活地生存在人们的心中,历史还无法盖棺。因此,我能谈的只有一点感想。

     

    记得当年追悼耀邦的时候,悼词中的历史头衔成为颇费踌躇之事。有的老同志主张用“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最终没有授予这个头衔,仅在悼词的第二段用了“胡耀邦同志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他的一生是光辉的”这样一句不太通顺的话。

     

    马克思在评价自己时说:“我只知道我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因为他是学者而非教主,他的伟大就在于——关注问题重于主义。

     

    现在的问题是社会和谐。

     

    1976年粉碎“四人帮”的次日,叶剑英派儿子叶选宁去看胡耀邦。耀邦请他捎三句话给叶帅和华主席:“一句叫停止批邓,人心大顺;二句是冤案一理,人心大喜;三句是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

     

    人心大顺、大喜、乐开花的社会,不就是和谐社会吗?

     

    胡耀邦主政期间,虽然“阶级斗争为纲”余韵犹存,有些人仍以此作为打人的棍子,但被耀邦尽力制止了。这一时期是百年中国社会少有的相对和谐时期,在结束了十年内乱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之后,人们以宽松的心情和蓬勃向上的朝气,重新憧憬共和国创立时共同富裕的社会理想。那时无须提倡,社会自有一种和谐气象,惜乎竟何其短暂!

     

    耀邦刚逝世时,他的长子德先生在一个座谈会上,请大家以“祥和”的心情进行悼念。虽不幸事与愿违,但我永远记住了这个词。后来李瑞环先生主持宣传工作时,也提倡社会的祥和。从胡德平呼唤祥和时起,到今天提倡建设和谐社会,十六年来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迁。回顾这段历史,怀想耀邦时期的和谐,也令人深思为什么“和谐”成了如今需要特别追求的政治目标。

     

    问题又在于需要告别历史。

     

    建设和谐社会要有规则,否则游戏就玩得不和谐,这个规则就是孙中山和毛泽东都曾提倡过的民主宪政。蒋介石违背国父遗教,长期搞一党“训政”,坚持个人独裁,结果被主张新民主主义宪政的中共推翻,建立了新的共和国。当年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合法性即源于此。

     

    毛泽东成为中国的新领导人以后,颁布了一部宪法,却没有领导中国走向和谐社会,而是坚持斗争哲学,最终将人民拖入一场空前的历史浩劫,令宪法蒙尘。这是《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已有定论的,无须我多说。

     

    胡耀邦以顺口溜形式说出的停批邓、平冤案、抓生产这三条,是针对当时社会三大主要矛盾提出的:一是对重大政治事件作出公正评价,二是对大量冤、假、错案作出平反,三是发展生产力。这三条对于恢复社会公正,重建民主法制,建设现代化国家具有重大意义。后来通过十一届三中全会、真理标准讨论和对“两个凡是”的批判,最终以执政党决议的方式,恢复实事求是的传统,告别“阶级斗争为纲”的历史阶段,才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时代。

     

    以执政党决议形式作出的政治抉择,尚不等同于宪政意义上的全民意志,仍然需要法理的支撑。为彻底变人治为法治,邓小平等中共第二代领导人早在八十年代就主张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使执政党在宪法的规范内执政。可惜由于种种原因,政治体制改革仍远远落后于经济的发展。

     

    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后果,在胡耀邦逝世十六年来日益凸显。由于权力不受监督,某些既得利益者竟将“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的旗帜,偷换为“民尽所能,官取所需”。公仆擅权、主人下岗的现象,是对社会公正的颠覆。腐败发展到了共和国成立以来最危险的程度,成为执政党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

     

    重读胡耀邦在卡尔·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不禁联想起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命运。他说:“我们党成立六十多年来,主要是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干两件大事。一件是推翻旧世界,推翻三座大山,一件是建设新世界,建设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 当年数千万先烈流血奋斗牺牲,就是为了实现重建社会公正、振兴中华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社会理想。

     

    和谐社会是以人为本的社会,不是否定人道主义的社会。如今,理想与现实出现了悖论:历史巨创的阴影,仍是挥之不去的梦魇;辉煌的“政绩工程”背后,闪动着各种群体事件的画面和无数上访大军的身影;经济指数的“野蛮增长”,带来了层出不穷的“矿难”和种种安全事故。胡耀邦在二十九年前要解决的三大社会矛盾,又在新的层面重新浮现。人心大顺、大喜、乐开花的和谐社会,我们已经等待得太久太久。

     

    此刻,上上下下都发现需要纪念胡耀邦。

     

    历史每重复一次,代价就增长一倍。以中国“民智未开”为由拒绝民主宪政的说法,已经鼓噪百年,在某些人心目中,百姓永远是蒙昧的低能儿,需要长辈的训导责罚,才能苟活下去。在经历了先进文化多年的教育之后,身处经济全球化的信息时代,民众的觉悟总该有所提高,不会学习了一百年仍是蒙童。

     

    对于彻底的唯物主义者而言,空洞的历史头衔并不重要。蒙冤逝世的共和国主席刘少奇说过:“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历史之所以需要总结,是因为正在发生和将要发生的事情更加重要——人民会用行动书写历史。

     

    历史的十字路口有一块路标,上面写着:“告别历史,或被历史告别。”

     

    要赢得未来,必须告别历史。但是——历史,想对你说告别不容易。

     

                                            20051023  风雨读书楼

     

  • 送 耀 邦

    2007-3-07

    送 耀 邦

    张 凯 章立凡

        这篇文字写于十五年前。19894月中旬,我放下手头所有的工作,开始了一项紧急任务:手持照相机和笔记本,带领摄制组,每天一早便到胡耀邦总书记家中,纪录下治丧活动的全过程。
       
    这是一群小朋友受家属的委托,临时组成的小班子。我负责文字记录和摄影,另外两组分别负责摄像和拍电影。在追悼大会举行前的一周内和其后的日子里,我发现自己完全溶入了历史,亲历了无数重大的历史场景。作为一名历史工作者,如此近距离地观察一段正在发生的历史,心魄随时随地处于巨大的撞击和震撼之中……
       
    本文发表于同年59日的《团结报》和最后一期的《新观察》上。重读这篇文章的时候,奔动的现实已完全凝固为历史,甚至对当时的语境都已感到陌生。我只是一名记录者,不擅于煽情的文笔,尽管对文字和观点存在着某种遗憾,但已经没有权利修改,因为本文的另一作者张凯先生——原中共中央统战部的中年研究人员、我的好友和邻居,多年前已英年早逝于澳门……
      往事不堪回首,历史充满遗憾。但我敢于负责地说,本文中所记录的民众之心,是无比真挚的。自1976年万众伫立十里长街、挥泪送别周恩来以后,还没有哪位中共领袖能够享受到人民自发赋予的这种历史殊荣。我当时曾感慨地说过:历史的机遇稍纵即逝。如果这种民气被恰当地认知和引导,则历史完全有可能是另外一种写法……


      小小的家庭灵堂正中悬挂着耀邦叔叔的最后一张生活照:饱经忧患的面庞,背后是一片绿绿的、绿绿的冬青。
       
    客厅改成的灵堂已撤去坐过无数各界朋友的沙发,此刻安放着一个小小的骨灰盒,上面覆盖着鲜红、鲜红的党旗,骨灰还一息尚温。一片低低的哭泣声。没有了往日耀邦叔叔和大家交谈时那爽朗的笑声。
      此刻,时针指向了550分,1989422日下午
      
    * * *

        14
    天前的早晨,他离开家门去参加政治局会议。临走前。还谈笑风生,洗了一遍头,穿上那套人们熟悉的咖啡色外套,精神饱满地告别家人。几分钟后,他健步走入中南海的怀仁堂会议厅。
       
    他还没有回来时,他的衣服已经回来了,就放在那张小床上。那件旧毛料的外套,一件有细条纹的旧衬衫,领口和袖口已磨起了毛,发黄的旧圆领衫和短裤已洗得不能再洗;不知穿了多少年的紫红色毛衣和墨绿色毛背心,也已磨得起了毛团。那天,他就是穿着这些衣服倒在会议桌旁……
       
    卧室显然太小,添了一张小床后,衣柜门就打不开了。沙发上放着一块按摩垫。他多年为国操劳,很少顾及个人健康,这两年有了闲暇,病痛也多起来了。床铺也是旧的。墙边是一双老式黑皮鞋和两双旧拖鞋。一只衣柜旧得连镜面都模糊不清。这些身外之物都是旧的、旧的,只有那颗老共产党人的头颅,不断进发出崭新的火花。
       
    大叠待阅的文件码放在办公桌上,桌面左上方的水杯是一只罐头瓶。还有一本《周恩来传》摊开在桌子中央,上面画着一条条熟悉的、粗粗的红铅笔标记,这是他阅读的最后一本书。小小书柜顶的彩盘上神采奕奕的周总理画像象对谁在诉说着什么……台历仍翻在198948,这是73岁的主人翻开的最后一页……
       
    他走得太急促了。415日上午7半,德平打电话询问父亲的病情,得到了较为宽慰的答复。德平稍许放下了忐忑不安的心,象往常一样提早蹬着自行车来到中央统战部的院落。同志们关切地询问他,德平说:病情比较稳定。可他哪里知道,也许正在此刻,他的父亲已永远闭上了眼睛。
       
    8点,急促的电话铃响了,传来了让人心碎的噩耗……
       
    亲人们谁也没想到他走得这么急、独女李恒17日才赶回北京,一路洒着泪水走进灵堂,抱着大哥德平放声痛哭。
        7
    天后。医护人员站在耀邦叔叔的骨灰盒前,负疚的心刀绞般的痛。一位年近半百的医务人员迈着沉重的步履走到李昭阿姨面前,阿姨动情地拥抱了她:谢谢你们!
       
    这位我们不知姓名的女医生,泪水夺眶而出:没能救活他,没能救活他呀……”

    * * *

    4月21日18。北京医院。
       
    医院沉重的铁门缓缓地打开。步入太平间的院长、医护人员和负责整容的马教授已在等候,人们的眼眶里充满了泪水,室内是一片无言的沉默。
       
    昏暗的灯光下,耀邦叔叔的遗体安卧在米兰、君子兰围成的鲜花丛中。面色憔悴,嘴角还有一层尚未剃去的胡须,容态却仍是那样安详,象是在享受辛勤工作后的小憩。如果不是遗体上未融的冰星在闪烁,真不敢相信这位生命力那么旺盛的人已经停止了思想……
    白色的被单轻轻打开了。
       
    李恒又一次放声痛哭,把女儿的脸和慈父的面颊紧紧贴在一起。次子刘胡和三子德华代表亲人们为父亲更衣。老人家的手臂被轻轻抬起,大约是心肌梗塞猝发的症状,手背上有些紫疳。这双手,这双手多么为人们熟悉呵!这双手在多少张作战地图上画过红色的箭头;这双手指点过多少等待开发的山山水水;这双手在三中全会后短短的几年中批过4千多封群众来信呀!可现在这双手的手指再也不能弯曲着计算家家农户的口粮;这双手的手指再也不能握起我们熟悉的红蓝铅笔写写画画了……
       
    耀邦叔叔穿上了崭新的白圆领衫和两件白衬衣,加套西装背心和生前接见外宾时常穿的那种深蓝色西装,这是他生前最喜爱的。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含泪将一条棕蓝两色细格纹的领带为他系上。熟悉他的人都知道,老人家生前平常衣着非常随便,这也许是这位农民的儿子在戎马生涯中养成的缺点。可正是他,在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后,一反几十年的习惯,在中央领导中率先穿上了笔挺的西装。我们心中暗暗感谢安排这种着装的同志,他们一定深深理解耀邦叔叔热望我国改革、开放政策坚持下去,取得成功的心愿!
       
    套在脚上的,是一双中式黑色布底鞋。耀邦叔叔就是穿着这样的鞋走遍了全国2500余县中的1500多个县。
       
    细心的工作人员没忘了把一支红蓝铅笔插进他的衣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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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分,载着遗体的车队离开北京医院,从天安门前驶过。人民英雄纪念碑下聚集着成群前来哀悼的学生和群众。纪念碑座上叠放着数不清的花圈和挽联。中央美术学院师生赶制的巨幅遗像安放在纪念碑最上一圈石台,上缘紧紧接着人民英雄永垂不朽的金字碑文。碑文、巨像、花圈、人群构成的如此感人的历史画卷,刻进了每个目睹者的心底。
    人民大会堂中央大厅。
       
    教授再度为遗体整容。接着,沉重的棺盖罩上了灵床,冰莹的水晶棺将他与我们隔开了。耀邦叔叔将在他生前会见过各国贵宾的这座大会堂里度过最后一个夜晚。这位廉洁的伟人只是在与世长辞后,才享受了如此宽敞的卧室和华贵的床……

    * * *

    4月22日9点30。人民大会堂台湾厅。
       
    李昭阿姨坐在正中,左边坐着杨勇将军的夫人林彬阿姨,右手坐着耀邦叔叔的哥哥耀福伯伯--一位党龄比耀邦叔叔还长的老赤卫队长,一位装束朴实的慈祥老农。李昭阿姨再一次告诫身旁的小字辈们,要听逝者的话,一生靠自己.不要靠长辈,永远和人民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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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分,李昭阿姨率领亲友离开台湾厅--这寄托着耀邦叔叔最大遗愿的象征,悲壮地向追悼大厅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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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零5分,同样悲壮的国歌在这一刻响彻庄严的人民大会堂,这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爱国志士的时代最强音传遍了天安门广场,传遍了960万平方公里的中华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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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岁高龄的邓小平主席,肃立灵前。和遗体告别后,这位身经百战、历尽沧桑的革命老人,缓步上前与未亡人握手,一切感情尽在这一握之中。也许此刻脑海中浮现的,是那位战火中出生入死的老部下、老战友稚气未退的面庞;也许此刻映入眼帘的,是当年主持起草科学院《汇报提纲》的战友的倔强神态;也许此刻响在耳畔的,是新任总书记陈述改革见解的浓重的湖南口音。也许会闪过一丝丝战友间的歧见,可那是在探索中国改革大业过程中的歧见……
       
    紫阳走过来了,李鹏走过来了……一个个向耀邦叔叔的遗体告别。
       
    悲痛的人们从遗体两侧走过,痛惜在改革进程中失去了一位伟大的探索者!
       
    我们目睹着这历史性的场面,心潮难平,不禁一次又一次抬头凝神瞻仰大厅中央那巨幅遗像。
       
    这是一幅特殊的照片。一反过去惯例,这不是一张黑白标准像,而是一张充满生机的生活彩照,只不过四周镶嵌着黑框,以此表示主人肉体的生命已经结束。
       
    这是耀邦叔叔的最后一张照片。
       
    那是46——耀邦叔叔离家的前两天。
       
    上午,曾主持《人民日报》为改革呐喊的秦川叔叔,带着老摄影家杜修贤叔叔来到耀邦家拍照。杜叔叔有个心愿——要筹编一本当代中国人物的影集。三人一起来到小庭院里。耀邦叔叔还象往常,侃侃而谈: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实事求是路线……知识分子政策……青年学生问题……杜修贤叔叔举起了相机。
       
    秦川叔叔忍不住提醒:你笑一笑吧。笑着照得好看。
       
    耀邦叔叔说:怎么笑呢?
       
    他还是没笑出来。憔悴的脸上爬满了皱纹,发际增添了丝丝霜色。眉间象凝着无数思绪,黑黑的瞳仁里象装着许多许多……看着这熟悉、亲切的脸庞让人心碎!这和报上发表的红军时期的那张红小鬼推气的脸形成那么强烈的对照。这皱纹、这霜色是什么时候爬上他的脸庞的?是在战场上,还是在思考改革宏图的时候?
        
    背景却很特别:是无数片绿绿、绿绿的冬青叶,春意盎然,生机勃发!似乎是我们中国共产党、我们中华民族、我们当今改革大业的生命象征!
       
    我们从心底深深地感谢两位叔叔,你们来得太及时了!照得太好了!你们为耀邦叔叔、更为每一个流着热血的中国人留下了这永远不会死去的生的象征!
       
    川流的人群从这像下经过,大厅里只有低低的哭泣声、哀乐声。孙儿霁光向慈爱的爷爷献上了一条红领巾,老人左手里握着孙女知鷙的一块洁白的小手帕。

       
    时已正午,灵枢在礼仪兵护送下踏着长长的红地毯向大会堂西南门走去。李昭阿姨一直忍着,起灵的瞬间,泪水终于遏制不住了:你是人民的儿子……”下面的话已被哭声淹没了。乔石同志轻轻地扶着她的手臂,启立同志噙着泪水摸住德平的手……

    * * *

    十里长街。
        12
    时零5分,车队启动了,人民解放军整齐地肃立两旁,按军礼规定,军官们向这位身经百战、战功卓著的老红军将领行举手礼,战士列队立正行注目礼。车队沿着戒严了的空旷的长安街向西疾驰。过了新华门的戒严区线,汹涌的人潮便从大道两侧压向车队。解放军官兵手挽手组成两道绿堤,竭尽全力护卫车队通行。两道绿线挡不住人潮,中间的通道变窄了,车队不得不缓行。人群里爆发出:耀邦不死!”“保重!的阵阵声浪。凡有空隙的车窗都伸进了许许多多只深情的手,向耀邦叔叔最后致意。车队几次受阻停驰。前面红旗车的玻璃是固定的,打不开,群众就用手拍打着玻璃、车身向里面的人致哀。事后,我们看见车身上布满了无数的手印。
       
    地铁站顶上站着人,两旁楼窗里伸出了一双双挥动的手。一位妇女高举着女儿,用手牵着女儿的手向车队摇摆。两旁的战士们手腾不出来,无法致哀。有的战士一边挡着身后的人潮,眼睛望着车队,泪水沿着两颊淌下。在木樨地,一位陆军中校双肩顶着涌来的人,已经站立不稳,但当灵车经过时,他后倾着身子,急速立正敬了一个不正规但最庄严的军礼……
       
    此情此景把一串串历史镜头勾出,在我们脑海中闪过:国境线的前沿上总书记举起望远镜;广西贫瘠的石山窝中总书记和山民们攀谈;当年的中组部长向家门卫兵命令:任何上访的人一律热情接待,不许阻挡!”……中国人是最不会健忘的!他们记得每一个为他们做过好事的人!
       
    车行中,有个青年伴着车队跑。德平以为他要搭车,向他摆手劝阻。这位青年边跑边喊:让我送一程,再送一程!
       
    车厢里,已是泣不成声。家属们多么想、多么想站出来代表老人家向群众深深地鞠一躬,再鞠一躬。这是一个和群众血肉相连着的家庭呀!
       
    车厢里坐着次子刘胡。战争年代,耀邦叔叔忍痛把这个骨肉托给一个普通人家抚养。为报答人民的养育之恩,生父执意把养父的姓放在前面。在陌生人看来这是一个奇怪的姓名,可这里凝结着多少炮火中党的领导人和群众结成的血肉之情!
       
    车厢里坐着三子德华。德华的妻子是一位普通工人。他们结合时,耀邦叔叔已是妇孺皆知的大人物了。当时盛行门当户对,可老人家看中了这位劳动人民后代的朴实,他支持这门婚事。当人们对党风议论纷纷时,这事成了一段脍炙人口的佳话。
       
    目睹耀邦叔叔和人民群众的如此深情,事后,陈毅老总的儿子陈小鲁感慨地说:对耀邦同志的这种悼念场面恰恰说明了中国的人心没有散!说明我们这个民族是有凝聚力的!人民对我们党是抱有希望的,因为耀邦就是我们党的领袖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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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30分。八宝山革命公墓。
       
    老人家的遗体即将火化。耀邦叔叔生前的小朋友元元把覆盖在遗体上面的党旗和最后整容留下的一缕头发装进紫色缎袋,双臂交叉着紧紧贴在自己的胸前,那么深情!她实际表达了我们许许多多个耀邦叔叔生前的小朋友们的深情。
       
    洁白的小车停在冰冷的铁炉门旁。人们的心揪起来了!最后的告别开始了。德平走上前去,慢慢地俯下身,轻轻地吻了父亲的额头。40多年的难以尽诉的甜酸苦辣,父子间的如海深情,年轻一代对老一代无限的崇敬,都深深地、深深地印进了这一个吻中。没有声。没有泪,只有情!只有情!
       
    在巨大的悲恸之中,德平没有忽略耀邦叔叔和他生前小朋友们之间的感情。当时在场的我们一身二任,德平轻轻走到我们身边,拿下我们手中的照相器材:去告个别吧!我们向德平报以感激的目光,默默地去向敬爱的耀邦叔叔吻别。当我们的嘴唇触到那熟悉、亲切的额头时,似乎一幕幕活生生的往事在闪过,又似乎一切都凝固了……一个多么好的长辈!一个多么好的大朋友
       
    工作人员为老首长最后再梳一次头。德华呜咽了:让我梳一梳吧!从来没给您梳过头,让我梳最后一次吧……”
       
    沉重的炉门关上了。亲爱的耀邦叔叔,永别了!
       
    一个伟大的躯体升入无涯的天际。一身正气,两袖清风。耀邦叔叔的骨灰是那样的洁白——象他生前的品格!耀邦叔叔的骨灰是那样的灼热——象他生前的性格!
      遗骨中有一段烧焦却还比较完整的红蓝铅笔笔芯。德平轻轻夹起它,连同骨灰一起装进小小的、小小的骨灰盒。这是唯一伴随着耀邦叔叔的物件。
      
    * * *

    17
    30分。新华门。半旗低垂。
       
    车队驰入中南海。在这里,耀邦叔叔您会见过多少劳模,多少次和警卫战士拉家常。此刻,回来的已是骨灰盒。
       
    车队沿着南海东侧向北驰去。在耀邦叔叔故居前,中央警卫部队在道路两侧列队肃立致哀。警卫战士怀念您啊!他们有多少心里话还想向您诉说:山东老家又起了新楼,陕西农村又遭了灾……我们不知道战士们想说些什么,可我们片片断断知道耀邦叔叔和警卫战士间的一段段故事。我们知道战士们的泪珠中含着无声的话!
       
    又回到了那小小的家庭灵堂。
       
    德平深情地把骨灰盒放在正中,轻轻摆正了覆盖在上面鲜红、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亲人们三鞠躬。
       
    李昭阿姨那么坚强,没有痛哭。她再一次对耀邦叔叔倾诉心声:红烛伴随红泪尽,留得遗灰照人间……人泪似流三十里,天涯何处不招魂……我今天看见了人民对你的感情……你的生命……你的事业是无穷无尽的……”极力遏制的巨大悲痛,40余载战友和伴侣的无限深情……哽咽的声音,震撼着每一个人的心。尽管近在咫尺,可无法听清阿姨的每一句话,话已被情淹没了。
       
    骨灰盒上方的遗像:耀邦叔叔的背后.是一片绿绿的、绿绿的冬青。
       
    不久的将来.这骨灰将深葬在他亲手创建的江西共青城的青山绿林之中。
       
    没有人比历史活得更长久,可他把自己的全部生命溶入了这古老民族自强不息的历史:一个永远和人民在一起,永远和生命之色——绿色在一起的共产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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