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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建立时间: 2007-03-07
  • 更新时间: 2007-0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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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胡耀邦向我们三鞠躬

    2007-3-07

    胡耀邦向我们三鞠躬

    陈 模

      我是1936年参加革命的。19458月日寇投降后,跟随中央青委常委蒋南翔率领的五四青年干部工作队挺进东北做青年工作,担任青年团哈尔滨市委书记、团黑龙江省委副书记,建国后任《中国青年报》副总编辑。

      我们《中国青年报》是团中央的机关报,报社人员都是从团内外挑选的好干部,报社里热气腾腾,绝大多数是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工作热情、肯干,他们富有朝气,敢想敢干,是一个颇有革命活力的先进集体单位。

      《关于出版〈中国青年报〉的决定》是团中央副书记、组织部长蒋南翔同志起草的。南翔同志在创刊的筹备、调配干部、培训人员方面,付出了大量的心血。继他领导《中国青年报》的,有胡克实、刘导生同志。他们都以思想锐敏见长。领导《中国青年报》时间最长、抓得最具体的是胡耀邦同志,可以这样说,他是《中国青年报》的灵魂。

      耀邦同志常常来报社参加编委会,向编辑部干部讲话。讲到报纸的战斗性问题,耀邦同志从坐位上站起来,口里讲着手里比划着说:报纸是个号角,要吹着人前进的,因此声音必须洪亮。力量微弱、战斗性不强,就不能很好地起引导与鼓舞大家前进的作用。今后《中国青年报》应当加强战斗性,也就是加强指导性、鼓舞性,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报纸应当有声音,有言论,争取每期有一篇社论……”他要我们拿出好榜样,让青年学习;又要把坏人坏事公布出来,让青年不要学,并鞭策有这样、那样错误和缺点的人改正。

      反右派斗争开始后,胡耀邦同志率领中国青年代表团访问伊朗等中东国家。团中央机关党委书记在家主持工作,并领导团中央机关及所属各单位的反右派斗争。

      《中国青年报》的社长、总编辑,开始由团中央宣传部正副部长杨述、君宜兼任着,以后专职社长是陈绪宗,他是上海复旦大学文学系毕业、团华东工委宣传部长,文笔过硬,工作稳健。继任者是张黎群,他勇于开拓创新,放手使用干部,坚定地执行耀邦同志的办报方针,要求大家做一个思想解放、朝气蓬勃的青年报人。主持日常编务的副总编辑,一个是我,主管青年运动和团的工作的报道,包括青工部、青农部、团的生活及《团支部副刊》。另一位是钟沛璋,主管文教和思想理论宣传。在《接班人》副刊上,发表过冯定、周扬、乔木、丁浩川、田家英等著名理论家的文章,思想三日谈栏目虽小,颇受青年欢迎。《辣椒》副刊号召青年在做好自身工作的同时,要勇敢揭露社会生活中的丑恶现象和刚刚露头的干部中的腐败作风。《辣椒》一创刊,就在社会上产生很大的影响。各省、市、自治区的团报、团刊,也办起了类似的副刊,敢于讲真话,说心里话,形成了一股社会舆论监督力量。

      《中国青年报》不仅办成了深受青年喜爱的报纸,也成为成年人爱读的报纸。发行量平时每天200多万份,最高时七八百万份,受过毛主席的几次表扬。

      1957年反右派斗争开始后,张黎群同志由于在首都新闻工作座谈会上,有个称报纸成了布告牌传声筒留声机的发言,团中央工作组要把他打成右派,几经折腾,邓小平同志说了话,保护他过了关,但被撤职下放。前社长、总编辑陈绪宗,由于保护他爱人,为她开脱胡风分子的罪名,被开除党籍,列为右派。副总编辑钟沛璋主办《辣椒》,鼓吹反官僚主义,《星期天》副刊宣传穿花衣服,提倡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在团中央召开的会议上,还发表团的独立性言论,被打成右派。

      我入党后受党的教育,组织观念比较强。团中央机关党委号召,党员要帮助整风、提意见时,我在座谈会上就积极发言,讲了三点:1、团的学校工作,不如解放初期;2、团的基层工作薄弱;3、团中央对团报的领导,有官僚主义的情形。我在报社负责团的三大宣传,登了几篇发扬民主、对团的工作提意见的文章。

      没过几天,社内和团中央大会就批判我和社会上的右派配合,猖狂地向党进攻,说我散布今不如昔青运倒退论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火烧三大,将我兼的反右派领导小组组长撤职,以团中央派来的工作组取代,要把我列入敌我矛盾,将我打成反党分子(也就是右派分子)。

      所有被打成右派分子的人,都要经过团中央常委会的讨论。张黎群同志是常委之一,他在常委会上说:陈模从小参加革命,历史清楚,扛过枪、吃过小米、爬过大山,把他打成右派,他想不通,会自杀的。主持会议的××,打断他的话,严厉地说:你这是温情主义,就让他去自杀吧!于是,我被打成反党分子,开除党籍,降5级,下放农村劳动。对我来说,有如跌进了无底的深渊。党组织对党员也要讲诚信,自己号召党员对党提意见,而且意见也是善意的,怎么能引蛇出洞,翻脸不认人,把人打成右派呢?

      原来我并不知道我被定为反党分子的决定。1957年末,我向党支部交党费时,党支书说:你已经被开除党籍,不用交党费了。这是晴天一声霹雳!我受到极大的震撼,人的精神似乎整个地垮了。我回家连哭了3天,爱人、亲友和孩子,谁也劝阻不了我。饭也吃不下一口,只喝了一些开水。

      我想,哭没有用,也不是办法。团中央的书记们一个个我都熟,有的还是我的老上级。应该说,他们是了解我的为人和过去的表现的。我去找了章泽、路金栋、胡克实、王伟等人。我说,我没有反过党,我对党是有认识、有感情的。我有工作中的错误,念我入党20年第一次犯这种错误,请不要开除我的党籍。我可以辞去党内外一切职务,带着老婆孩子,下放农村,不拿国家一分钱,自食其力,在业余时间帮助党支部、生产队做些工作。书记们说,不行啊,你的错误性质是敌我矛盾,党籍是不能保留的。平时,他们一个个是和善的领导人,这时候都变成铁面无私的人。我陷入无比的痛苦之中。

      在中国青年报社,除整了张黎群、钟沛璋和我之外,青工部、文艺部、记者部、思想修养部4个部主任都被打成右派。编委会9个编委打了5个。《辣椒》组长及几乎所有评论好手都打成右派。有一位编辑在院子里贴了一张《人事科用人唯亲》的大字报,被打成右派。一位同志不服气,说了句这也成为右派?!照样被打成右派。党中央明文规定,在一个单位内打的右派,不得超过单位人数的1.5—2%。《中国青年报》编辑部人员不到100人,被打了17名右派,主要领导和业务骨干都倒了。

      19579月末,胡耀邦同志率领中国青年代表团结束访问中东几个国家,回到新疆的乌鲁木齐市。一下飞机,他就打长途电话,问团中央主管反右派斗争的书记处书记××家里的运动搞得怎么样啦?

      答:已经结束了。

      耀邦问:这么快呀,打了多少人?

      答:“71人。

      耀邦问:《中国青年报》呢?

      答:“17人。

      耀邦说:损失惨重呀!

      耀邦同志回到北京,详细地了解了团中央机关和各直属单位反右派斗争的情形,认为有不少人只是思想认识问题,并无反党的行动,是不应该打成右派分子的。他想为《中国青年报》的两位副总编辑——钟沛璋和我平反。在团中央的各省、市、自治区团委书记会议上,他提出为钟沛璋平反,出席会议的书记们,因受反右派斗争的影响,没有一个人同意,我的平反也只好作罢。

      19582月,团中央系统71名挨整的右派,要下放到山西省平顺县去劳动改造。出发前一天上午,耀邦同志在团中央大会议室接见大家。他说:你们人很多,我来不及一个个找你们谈话。今天和大家见见面,谈一谈,也算给你们送行吧。我今天要讲的,集中起来是两个十分的问题。

      大家听了不甚明了,这两个十分是什么意思。他慢慢地说,这两个十分,一个十分是,你们所犯错误的性质是十分严重的,你们应该有足够的认识;第二个十分是,你们的前途是十分光明的。第一个十分,他只讲了两句话,再没有多讲。第二个十分,讲了一个多小时。他的大意说,人的一生,不可能一点不摔跤子,只是摔得多,摔得少而已。他还问大家,摔了跤子怎么办?一句话,摔了跤就爬起来,在哪里摔的,就在哪里爬起来。摔跤子是坏事,也不完全是坏事。可以吸取教训,以后不再摔跤子。为什么说你们的前途是十分光明呢?第一,因为你们年轻。如果是老年人,摔了跤子爬起来,来日也不多了。你们不同,才二三十岁,还有几十年好过。给你们改正错误的时间很长,改正了,还能为党为人民工作嘛。第二,你们有文化知识,有一定专长,可以用你们的本领为国家做事,为人民服务。第三,你们受过党的长期的教育,不少人还是党员,对党都有一定的认识。有了好的表现,将来还可以入党,党的大门对你们会敞开的。

      耀邦同志的讲话,给我们很大的鼓舞。他没有摆训人的架子,更多地是亲切的关怀。在我们面前,他不是什么大首长,倒像个慈祥的长者。

      临走时,我送他下楼。从他1952年秋来团中央以后,我和他接触很多,每个星期天的晚上,各报刊和团中央宣传部的负责人,都要到他家中去开神仙会,汇报青少年情况,议论可写的社论、文章。他出题目的社论,我就写过12篇,写好要送给他看、修改,交心的时候也很多。他拉着我的手说:陈模,下乡劳动习惯吗?我说:我是贫农出身,从小干过农活。他说:你摔了跟头,要想得开,我等着你的好消息。我谢了他,说:我会努力的。他点了点头。

      时间过得真快,四人帮垮台之后,我被借调到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担任《儿童文学》杂志编辑室主任。1977年的7月,我给胡耀邦同志写了一封信,要求为我1957年的冤案平反。不久,团中央机关党委派人找我说,你给耀邦同志写的信他收到了,他给我们写了一封很长的信。信上说,他完全同意为你的冤案平反。只是中央组织部、宣传部、公安部、民委、统战部正在起草为右派改正的87号文件,不久会发下这个文件。在文件发下来以前,你是否可以先重新入党?我说:我是19385月入党的党员,为什么还要重新入党呢?来人说:这是权宜之计,耀邦的一份用心嘛。我没有同意,来人走了。

      过了几天,来人又找我,劝我先重新入党,便于为党工作。我说:那样,我要保留恢复党籍的权利。来人表示同意,我就在入党志愿书上注明了恢复党籍的要求。当天夜里,中国少儿出版社召开党支部全体党员会,一致通过我重新入党。团中央代表宣布任命我担任中国青少年出版社党组副书记兼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社长、总编辑。我21年没有工作,如今走上工作岗位,感慨与兴奋之情不言而喻。我狠抓了拨乱反正的工作,无非是给挨整的人平反,重建编辑队伍,不断扩大出书品种,恢复原有杂志,增加新的杂志等等,这就不啰嗦了。

      197812月间,党中央发布了87号为右派改正的文件,我是团中央平反的第一名。

      19792月间,团中央召开一年一度的各省、市、自治区团委书记会议。过去我是团中央委员,都要出席,现在让我列席。会议地点在西苑饭店,我去晚了点,坐在最后排。胡耀邦同志这时任党中央的秘书长兼中宣部部长。他是团中央的老书记,会议请他来讲话。他一进门就看见我,笑着说:陈模同志,你好啊!我答:您好!他又问:工作了吗?我答:谢谢您的关心,已经工作了。他高兴地说:那就好。身体呢?我说:身体好。他拉着我的手,让我在第一排坐下,自己走到主席台前,不等会议主持人宣布开会,自己站在麦克风前讲起话来。他指着我对与会者说: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陈模同志,团的高级干部。1957年反右派斗争,他挨了整,吃的苦头最多。这件事我也有责任,我在最后的裁定书上也签了名嘛。现在我向陈模同志赔礼道歉!说着他走到我的面前,行了三鞠躬。他并没有直接整我,先把整人的责任担当起来,他的大度、坦诚、谦逊的作风,感动得我热泪盈眶。耀邦同志接着说:我不但向陈模同志道歉,还要向团中央机关及所属单位所有挨整的,被打成右派的同志道歉。说罢,走到主席台前向全场同志三鞠躬,赢得了与会同志热烈的掌声,也赢得全团同志的尊敬。

      耀邦同志又说:用一分为二的观点看,这件事对陈模同志也是一次锻炼,一次学习。我还要强调的是,今后这种整人的事,不要再发生了!台下又是一阵热烈的掌声。

     

  • 胡耀邦吃馒头

    2007-3-07

    胡耀邦吃馒头

    陈 模

      19555月,胡耀邦同志来河南检查共青团的工作。一天上午,他听完团省委负责同志汇报以后,和大家一起在团省委食堂吃饭。和许多团干部一样,吃的是中灶,午餐多是两荤两素加一碗清汤。耀邦同志吃完饭离开餐桌,正从食堂往外走,六十多岁的老炊事员郑协志发现餐桌上有一块核桃大小的馒头块,便大声吆喝起来:这是谁剩下的馒头?咋这样不爱惜粮食!

      一时众人感到愕然。耀邦同志听到吆喝后转身回来,向郑师傅点头致意,带着歉意说:我的饭量小,吃不下,不该扔下的。说着拿起剩馒头吃了,并对大家说:郑师傅有阶级觉悟,他这种勤俭节约的精神,值得我们大家学习!有个同志看到这样的情景,觉得有些让耀邦同志下不了台,便赶快解释说:郑师傅以前是跟冯玉祥做饭的,受冯玉祥提倡俭朴的影响很大。耀邦同志说:不管他受谁的影响,他坚持节约,爱惜粮食,就应该向他学习。

     

     

  • 胡耀邦同志的诗联情

    2007-3-07

    胡耀邦同志的诗联情

    陈 模

      胡耀邦同志小时候上学并不多,然而,由于他酷爱读书,爱读古典诗词,也渐渐地写起古体诗词来。他说:我开始读古诗也很吃力,可我不怕它。读《楚辞》,不少陈词典故看不懂,我就借助于《辞源》,看不懂就查它,啃了两个月,就把《楚辞》啃通了。

      耀邦同志说,他没有受过严格的作诗训练,因而对旧体诗的格式、音律都不太熟,担心写出来的诗词会贻笑大方。然而,像他为人朴实、真挚一样,一旦用诗的形式把真实的情感写出来,他的文采往往又使文学界以至诗人称道。

      1988年9月17日,耀邦同志回京路过济南,想去拜访老战友谭启龙,得知谭启龙因病去上海治疗,怅然若失,遂写七律一首相寄:

    年逾古稀能几逢?逆交难忘六十春。
    冤蒙AB双脱险,战处南北俱幸存。
    牛棚寒暑相忆苦,开拓岁月备感亲。
    遥祝康复更添寿,寿到雏声胜老声。
                  胡耀邦  
                   九月二十六日写于济南,二十七书于北京

      耀邦同志与谭启龙初识于1931年7月。至1932年底,在共青团湘赣省委两人并肩工作过两年时间。以后耀邦同志参加红军长征,谭启龙留在南方坚持游击战争,彼此战处南北相互不通音信。建国后无论在四川、北京或贵州,见了面一谈起来就没有个完,相知极深。诗中感情真挚,达到出神入化的地步。

      1989年5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耀邦同志的《诗三首》。

    (一)

    霜月皎皎到中庭,弱女浓妆理素琴。
    窗前嘎然一声响,料是孤鸿落寒汀。

    (二)

    世事匆匆各浮沉,风云叱咤多女英。
    死神面前犹奋笔,君是巾帼罕见人。

    (三)

    沧桑变化寻常事,人间悲欢最牵魂。
    谁能偷得蟠桃果,怜取卿卿锦绣文。

      这是1988年9月25日,耀邦同志答女作家姜安的诗。姜安是兰州军区的女作家。1986年患癌症,手术后,撰写了报告文学《两个父亲》,记叙了耀邦同志将儿子刘湖托付延安老区农民刘昌汉抚养的故事。1988年春她写信给耀邦同志征询意见,耀邦同志写了这三首诗作答。

      耀邦同志做的旧体诗,生前发表的极少,现在见诸报刊的也不多。1988年8月前后,他曾写了几首诗,现选录三首:

      其一:

    再登泰山

    车如流水马如龙,仰止重来竟不同。
    曾睹蹭梯扪玉阙,又添乘索捉飘风。
    倒提端泉迎上客,裁剪翠色送归鸿。
    阅说天涯比邻友,明晨赛聚日观峰。

      其二:

    题赠陈维仁同志

    碧海秋昊又相逢,忽闻迟作长寿翁。
    十载耘耕莫叹少,栽得桃李到流蓬。

      其三:

    赠林萍同志

    历下名士原无分,梁山好汉又同宗。
    年华意气输肝胆,美味佳肴数大葱。
    内战难逃鬼神罪,苹梢能辨东西风。
    此身只合蓬莱老,青松明月照苍穹。

      对联,工整精练,是我国独有的一种文化艺术,素为人民喜闻乐见。耀邦同志对对联情有独钟,常显出他的独到之处和独到见解。

      1959年的秋天,耀邦同志在河南视察共青团的工作,路过南阳卧龙岗武侯祠,见到一副清代人写的旧联:心在朝庭,原无论先主后主;名高天下,何必辨襄阳南阳。耀邦同志在谈笑中,将它改为心在人民,原无论大事小事;利归天下,何必争多得少得。

      改毕,他问随行的中国青年报记者陈鹤翔:你看,这样一改行吗?鹤翔说:这样一改,使一个一心为民、忠心报国、甘于艰苦、两袖清风的革命家的远大志向和高尚情操表现无遗。

      耀邦笑道:是这么个意思,不知改得是否贴切、自然?

      明代东林党人顾宪成,曾为江苏无锡的东林书院撰题一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1981年,北京有个青年模仿此联,写道:风声雨声不吱声,了此一生;国事家事不问事,平安无事!

      耀邦同志知道此事后,认为这个青年思想太消沉了,便也改写一联:风声雨声悲叹声,枉此一生;险事难事天下事,争当勇士!这样一改,很自然地批评了这个青年的糊涂思想,又深刻地体现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革命精神。

      耀邦同志主持中央的工作以来一直很忙,但他在工作中也常有感而发,顺手写一副对联,别有一番风趣。

      1980年的春天,耀邦同志在全国文化局长会议上曾作一联:狠钻新本领,甘当小学生。还加了一条画龙点睛的眉批:合格干部

      1981年末,耀邦同志为全国电影工作者撰写了一联:坚持两分法;更上一层楼。

      1982年的春节,在中央召开的团拜会上,耀邦同志又做一联:座上清茶依旧;国家景象常新。

      1982年春节前夕,耀邦同志视察海南时,写一副对联:祖国宝岛连天春色;人间神州遍地风雷。

      1988年7月,他为《中国青年》杂志题字:长风送乳燕,摘斗传佳音。

      1988年,他为《从汾河到凉山——一八四师战斗历程》题字:铁马金戈史,翻天覆地人。

      1988年秋,耀邦同志录了杜甫诗中二句祝郭化若84岁寿诞:济时敢受死,寂寞壮心惊。

      1959年庐山会议上,万毅将军被打成彭黄反党集团重要成员。当年,耀邦同志曾鼓励他鼓起勇气,继续革命。在老将军88岁寿辰时,耀邦同志送他条幅:赤胆忠心,无私无畏;钢筋铁骨,长命百岁。

      1989年1月10日,耀邦同志来到长沙岳麓书院,他在正门高高的赫曦台上,走来走去,足足看了好几分钟。这座南宋著名的哲学家朱熹老夫子修建的亭台,似乎给了他某种启迪。有人告诉他,9点钟太阳从东边辉映到赫曦台上,而东边湖南大学教学的铃声,恰在此时响起。他悟出了为什么叫赫曦台的道理。赫,是显赫;曦,是早晨的太阳。太阳注定要从此地升起,朱熹把培养青年学子的地方名为赫曦台,是不是有托起东方太阳的意思?

      在岳麓书院讲学堂的左右墙壁上,刻有朱熹手书的忠孝廉节四个遒劲的大字。这四个大字,他在35年前第一次来访时就注意到了,今天,他在字面前停留了很久,神情十分严肃,似乎又想起了什么。当学院负责人向他介绍这几个字时,他说古人对字要求很严格,今天有些人反而对自己的要求降低了,这是令人遗憾的。他对陪同的人说,南宋这位大哲学家、教育家对中国古代文化有贡献,有些教学思想值得我们借鉴。

     

  • 胡耀邦与川北民主人士

    2007-3-07

    胡耀邦与川北民主人士

    陈 模

      在川北区完成了土地改革以后,共产党内有些同志误以为统战工作可以减少了。共产党外有些民主人士怀疑,共产党的圈子,是不是一天比一天小了?针对这种情况,以胡耀邦为首的川北区党委195110月在南充市召开了全区统战工作会议。胡耀邦在会上讲: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是长期的。统一战线什么时候不要了呢?大概是共产党也不要了的那一天。

    与裴昌会的友谊

      19508月,起义投诚的原国民党第七兵团经过民主改革和整训,奉令编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七军。原兵团司令裴昌会在整训结束后,向贺龙司令员提出要求转业到地方工作。这月底,裴昌会到重庆,在西南局受到刘伯承司令员的接见。他在陈述自己意见时说:几十年的戎马生涯我感到厌倦,回顾解放前经历的几次反复,教训很深,不能再作军事工作了。刘伯承说:军队已整编结束,你现在可以转到地方工作了。你同耀邦同志熟悉,就到川北行署去工作吧!”

      胡耀邦接到通知后,派区党委统战部副部长刘玉衡专程去重庆接裴昌会。川北行署为裴昌会召开了盛大的欢迎会。裴昌会和胡耀邦等负责同志同吃、同住,无话不谈,非常开心。胡耀邦让他担任川北行署副主任,领导全区的工业交通,有职有权。他在起义后,享受供给制,耀邦知道他没有积蓄,劝他改为工资制,他不同意。耀邦说:你与我们不同,有旧的部属请求你帮助,跟随你的还有一批人,筹建民革组织,开展统战工作,必然有一些应酬开支。这样一说,裴昌会同意了。时值农村减租退押,一些民主人士,如尹子勤、蹇幼樵,一些他在保定时的同学,由于是地主,有退押任务,纷纷来向他求援,他解囊相助,帮助他们过了土改关。在抗美援朝中,行署干部自动捐款,裴昌会捐献很多。耀邦劝阻了这种做法,让他适当地捐款就行了。

      1952年,川东、川南、川西、川北四个行署撤销,分别设立地、市委和政府,领导各县工作,胡耀邦和其他几位副主任,先后调离南充他去。胡耀邦在离开南充时,对裴昌会说:两年多来,我们主要是抓剿匪、土改,巩固新政权的工作。让你抓工业交通,也只管了皮毛,大建设还在后头哩。现在组织上分配你到省政府任西南纺管局局长,按你的级别是安排低了,可那是真正抓大工业生产呀!你过去学过纺织业,还得到实际工作中从头锻炼!我们党不是把你当外人,是培养你。你对这次任命,有什么意见?”

      耀邦的这一番肺腑之言,感动得裴昌会热泪盈眶。他激动地说:我没有意见,坚决服从组织的分配!”

      耀邦又说:我们党要对你负责到底。你在工作中好好干,干一行,爱一行。

      裴昌会说:按你的意见,我要做到底!”

      以后,裴昌会每次到北京开会,都要到耀邦家中看望他。他们像兄弟一样,一谈开来就没有个完。有一次,耀邦问他:你是否想到中央工作?”裴昌会笑道:你不是要我干一行爱一行么?我纺织业没有学好,还不想离开!”耀邦听得哈哈大笑起来。

      胡耀邦与裴昌会的交往与深厚的友情,长期以来在川北地区传为佳话。

    保护尹子勤

      川北区不少统战对象属于剥削阶级。在减租退押、清匪反霸和土改斗争中,他们思想上顾虑多,经济上压力大,有的人在减租退押中靠借贷退赔过日子。为了帮助党外朋友摆脱困境,团结他们投入反封建斗争,根据胡耀邦的建议,川北区党委按照《共同纲领》,采取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办法,对曾经给予我党支持和帮助的副厅级以上的党外民主人士,实行了保护政策,尽力避免在运动中出现的过火行动。行署规定:有困难的可以借薪退赔,并拨出1亿元(相当于新人民币1万元),帮助行署厅级党外人士过关。对每个应保护对象,先由区党委统战部提出名单并写好小结,分别送胡耀邦和副书记赵林逐个审定,弄准确后,再打印送西南局备案。全区共有100多位统战对象受到保护。这样,既使党外朋友过了政治关,又保护了农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支持了农民的翻身运动。

      在土改高潮中,川北武胜县的农民集队来到南充市,向区党委统战部提出把民革成员尹子勤抓回县去批斗。在没有达到目的时,他们就住进川北大旅社,等候了多天,声称不将尹子勤抓回去批斗,绝不离开南充城。

      尹子勤解放前当过国民党武胜县的参议长,曾借助其身份,掩护过不少地下党员,使他们转危为安,对革命有功,属于开明进步人士。川北人民政府建立后,他当了川北行署参事,是区党委保护的主要对象之一。当时,胡耀邦看了统战部对他的小结之后,特在一旁批了一句话:尹子勤是川北民主人士中有才干者之一。群众不明白尹子勤的真相,如果揪回去批斗,后果不堪设想,很有可能被打死。这样会给川北民主人士带来恐慌,进而会影响和他们的合作关系。

      胡耀邦得悉此事后,立即指派统战部副部长刘玉衡、公安厅长董弼枕去川北大旅社,做说服工作。武胜县的农民听说尹子勤以前对革命有功,革命胜利后应予以保护,特别是胡主任很关心这件事,便表示理解党的政策,回到武胜去了。尔后,统战部就此事通报全区,要求各地党政重视,予以借鉴。

      尹子勤知道这些内情后,感慨万分,说:这是我的又一次解放,是共产党、胡书记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要回龙杰三

      龙杰三是三台县龙家的大少爷,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解放前曾任过三台县参议长、成茂师管区司令,民愤较大。解放后,他人了民革,任川北行署委员,是党的统战对象。三台县长刘石安找到区党委统战部办公室主任王朴庵,请他让龙杰三回三台向群众认罪,王主任同意了。

      这件事,未请示胡耀邦,但他很快知道了。王朴庵回到南充后,耀邦找到他,开口便说:朴庵,你干的好事!把龙杰三弄回三台县批斗是你同意的吧,怎么不问问我?”又说:怎么押下去把他批斗呢?土改关,接受改造,也不能来这种过火的方式嘛!那样做,解决不了什么问题,还会走向愿望的反面,既把我们本来可以团结的中间力量推到敌人那边去,又不能根本解决思想改造问题,应该采取使他们自新做人的其他方法改造他们嘛!”

      王朴庵听得低下头来,他很懊悔,自己没有水平,怎么胆子又那么大,不请示一下领导呢?

      耀邦接着说:诸葛孔明七擒七纵孟获,终于使孟获心悦诚服归顺诸葛亮。后人称赞孔明善于攻心。古人尚知道攻心为上,一个共产党员,更应该懂得以理服人的道理。争取中间力量与我们合作,千万不能把他们推向敌人一边去。

      王朴庵听耀邦这么一说,才知道自己这个错误的严重性和危险性。在征得耀邦的同意后,他到三台县去,把龙杰三要了回来。耀邦要他协助做川北区的治安工作,他不负厚望,把川北治安工作搞得有声有色,受到了区党委的表扬。

    救下赵济刚、李子龙

      解放初,巴中县委和达县地委的同志打电话到区党委,说群众要求镇压赵济刚和李子龙。赵济刚原是国民党巴中县参议长,解放前夕又是巴中县自卫总队副总队长。李子龙是国民党巴中县长,巴中县陆军在乡军官会名誉会长。

      其实,群众根本不了解赵济刚、李子龙的真实情况。赵济刚出身于巴中成化乡一个做火炮的家庭,中学毕业后回乡教书。因代表家族利益反对苛捐杂税,触犯了地方势力,遭到打击排挤,家破人亡。他投奔达县刘存厚部,后来当了营长。抗战初期,蒋介石为了排斥异己,把刘湘、刘存厚的部队调往前线。赵济刚是个爱国军人,主张抗战,不满于攘外必先安内那一套,在部队很不安心,多次给我们党暗递情报。

      1938年秋,蒋介石在南岳办了游击干部训练班,自兼校长,委任汤恩伯为教育长,叶剑英为副教育长。赵济刚是受训学员之一,他开始接受了我党的教育和影响。他在一次抗日战斗中负伤,送回重庆治疗。他见重庆灯红酒绿,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心中滴着血。地下党员肖中鼎鼓励他回家乡工作,说:延安有个李鼎铭,巴中为何不可以有个赵济刚?他听了肖中鼎的劝告,伤愈后回到巴中。中共组织派党员王叙伍,帮助他建立了中心小学校。 1943年,地下党川北工委派王朴庵找他,让他在通、南、巴、平一带工作,又办起了奇章中学,培养了大批革命学生。他还多次设法掩护我地下党员,使他们摆脱了国民党特务的追捕。

      赵济刚任参议长,是我们党为了控制地方政权,同他一起策划的。他的选票,是地下党组织派奇章中学学生,到各乡去拉来的。解放前夕他任自卫总队副总队长,也是按我党的指示做的,目的是为了控制地方武装。他为革命事业作出了贡献。

      李子龙虽为国民党的县长,他对国民党军官凭借武力大发横财,十分憎恨。他治军一向严格,不妄贪民财,有三不的美称,即不扰民众;不吃兵饷;不吸烟片。巴中解放前夕,他在巴中县城奔走各方,为迎接解放军进城做了大量的工作。

      19491221巴中解放后,中共组织根据赵济刚、李子龙的一贯表现,吸收他们担任县解放委员会的副主任,使接管工作顺利进行。筹建川北行署时,他们被调到行署去工作。

      在镇反运动中,巴中县的群众不断要求将赵济刚押回原籍,交群众法办。胡耀邦收到控告信后,于19503月初,专程来到巴中县。他在各界代表会议上,说:赵济刚过去虽在旧政权里身任数职,那是地下党组织叫他干的。他有错误,也有剥削的一面,但他保护我们地下党这么多年,在全国都是少有的。有错误,叫他写个检讨就行了,一定不能弄回来斗。最后,他要求县政府做好说服群众的工作。

      1951年秋,镇反工作不断深入开展。通江、南江、巴中、平昌四县的群众要求镇压赵济刚、李子龙等人的呼声越来越高。胡耀邦指示行署就这两个人的问题,邀请四县各界代表20人召开了一次座谈会。会上,行署负责同志秦仲方等人向代表们全面介绍了解放前夕通、南、巴、平四县党组织立足、发展的过程,充分肯定了国民党内的进步人士对我党所起过的掩护作用,要求代表们准确把握肃清反革命的是和非、宽和严的尺度,让那些为党和人民做过一些好事的旧政权人员卸掉包袱,在共产党领导的新政权中,再为人民立新功。

      随后,胡耀邦又叫刘玉衡把来南充的四县农民代表请到区党委统战部,赵济刚、李子龙向农民代表承认了过去的劣迹,表示认罪,并由行署垫付了退赔款,事情方才完结。

      赵济刚、李子龙等受胡耀邦保护过的原国民党军政人员,对共产党的统战政策十分拥护,他们噙着热泪说:要不是胡书记正确执行政策,我们早就身赴泉台了!”

    爱护余子云

      余子云是广元县人,是川北30多个县的回民领袖。广元解放后,他积极协助人民政府开展治安和剿匪工作,成绩很大,次年当了川北行署委员。他见行署主任胡耀邦和蔼可亲,平易近人,把来南充前的顾虑全打消了。召开各代会时,好多委员踊跃发言,余子云没有讲话。耀邦对他说:你是代表川北区三十几个县的回民,不讲不行啊!”余子云听了很高兴,大着胆子讲了话,受到大家的欢迎。

      耀邦对他说:先生,你讲得好。我们共产党人与党外人士交朋友,就要开心见肠,无话不谈。若是有话都隐在心里,彼此猜疑,以后怎么能够共事呢?”

      余子云听了耀邦这番话,又惭愧,又激动。共产党把我当作真正的朋友看待,自己还有什么顾虑不赴汤蹈火地干呢!

      在清匪、土改工作期间,余子云都住在广元县家里。一天,他忽然接到裴昌会的急电,要他立刻赴南充。他赶到南充,问裴昌会什么急事?裴昌会说,你去见见胡主任吧!

      胡耀邦见到余子云,劈头就问:你的土地问题是怎么解决的?”余子云答:我没有土地。耀邦又问:你家里一二十口人生活,吃饭靠什么?余子云答:靠父亲行医,买粮吃饭。”“群众对你的意见呢?”“没有。”“你当过县长、地方当权派,又是袍哥大爷,群众哪能没有意见?”“这两个月群众都在开会、诉苦,没有听说有人对我有什么意见。”“好,我放心了,你回去吧!”

      余子云对裴会吕讲了见到胡主任的情况,纳闷地说:我以为有什么事,就是问问我家里土地的情况。

      裴昌会笑道:你老弟太糊涂了。这样的运动,哪个委员敢待在家里。如果出了问题,行署要人,地方不放,怎么办?胡主任要我急电让你来此,使你免受冲击,你还不知道!”

      余子云听了裴昌的话,才恍然大悟。深感耀邦主任的用心良苦,对他这个民主人士多么关心啊!

    鼓励王良佐

      19501130,广元神父王良佐率500多名天主教徒率先在全国发表了《天主教自立革新宣言》,表示坚决与帝国主义断绝关系,实行自治、自养、自传,号召天主教徒以实际行动支持抗美援朝,从而拉开了川北宗教界自立革新的序幕。同年1222,这篇宣言在《人民日报》发表,引起省外各地天主教徒的强烈反响,全国性的宗教革新运动得以广泛地开展起来。

      胡耀邦得知此事后,对统战部的干部说:帝国主义长期利用宗教作外衣,对我国进行侵略。现在天主教徒觉悟了,自己起来和帝国主义划清界限,广元第一炮打得好,川北人民都会支持,这块金字招牌一定要好好地爱护才行。他还要求统战部做好王良佐的工作,帮助实行三自;另一方面,发动各地天主教徒响应广元首义,把川北宗教革新运动广泛地开展起来。

      不久,统战部召集川北区天主教、基督教人士举行宗教界抗美援朝自立革新座谈会。胡耀邦紧握王良佐的手,说:王神父,广元天主教的自立革新运动是很了不起呀,是块金字招牌,要好好地爱护它,不要沾灰,更不能让他锈了。政府对宗教实行保护政策,信仰自由,在革新运动中,你们不要有后顾之忧。

      王良佐的义举,遭到罗马教皇驻中国总代表黎培里和成都教区主教鱼霞松 (法国人)的反对,在统战部耐心帮助下,王良佐战胜了动摇的思想,将三自革新的旗帜更高地举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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