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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更新时间: 2010-0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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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改革:渐进中要有突进

    2011-3-14

    略谈辩证看“渐进式改革”

      “渐进式改革”,是中国改革的基本方略,也是中国改革的一大特点。31年改革的实践证明,我国的“渐进式改革”是很成功的。

      世界上不少国家都在进行改革,改革的方法大致有两种,一种是激进的改革,典型的是俄罗斯的“休克疗法”;一种是逐步推进的改革。我国的改革属于后者,人们称之为“渐进式改革”。

      所谓“休克疗法”,就是一步到位的改革。俄罗斯在上世纪90年代初实行了这样的改革。当年的俄罗斯领导人认为,苏联在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改革,是零敲碎打、修修补补的改革,解决不了问题,改革应当大刀阔斧、一步到位。他们采取了“休克疗法”式的改革。所谓“休克疗法”的改革,大致是:第一步,也是改革的重头戏,就是物价改革。从1992年1月2日起,一下放开90%消费品、80%生产资料的价格。到了4月,消费品价格就比1991年12月上涨了65倍。第二步,与物价改革几乎同步,出台了财政、货币“双紧”政策,采取了增加税收等措施,引起企业生产萎缩,失业人数激增。第三步是大规模推行私营化。快速私营化使大批国有企业落入特权阶层之手。推行“休克疗法”的改革,使俄罗斯的 GDP几乎减少了一半,人民生活水平一落千丈,社会陷入一片混乱。

      我国的改革从总体上说,从改革的大战略说,是渐次推进的,不是一步到位,而是一步一步地“渐进式”推进。

      拿农村的改革来说,1978年11月,安徽凤阳小岗村农民悄然搞起了包产到户,这是对人民公社体制的冲击,从此拉开了农村改革的序幕。党中央支持和积极引导农民的改革,但没有下令立即在全国全面推行,没有搞“一刀切”,而是允许各地依据自己的情况执行。这种责任制在全国范围内逐步推行,到1983年初,全国农村已有 93%的生产队实行了这种责任制,即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作为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也失去了存在的基础。1979年,四川广汉县南阳公社建起了全国第一个乡政府,取消了人民公社。但直到 1982年 12月,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才作出了改革农村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体制、设立乡(镇)政府的决定。到1984年底,全国建立了9.1万个乡(镇)政府,经过长达5年的时间,人民公社制度才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这是我国农村渐进式改革一个完整的阶段。在这个历史进程中,农村和整个社会没有发生大的震荡,农村的渐进式改革很成功。

      再以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的改革来说,也是采取了逐步推进的方法。我们并没有一下就制定退休制度,而是在 1982年党的十二大建立顾问委员会,作为新老交替过渡的组织形式,经过了10年时间,到1992年的十四大,才作出不再设立顾问委员会的决定,实行退休制度。实践证明,采取渐进方式解决老同志的退休问题,使干部制度得到完善,很稳妥。

      经济体制的改革,从计划经济体制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包括国企、物价、金融等方面的改革,以及市场体系的建立,更是经过了许多步骤。

      回顾我国31年来的改革历程,对照别国的“休克疗法”改革,“渐进式改革”的优点是很明显的:(1)“渐进式改革”每一步改革的力度较小,群众比较能够承受,也有利于锻炼广大群众的承受能力。(2)由于改革采取渐进的方式,震荡小,有利于社会的稳定。(3)有利于改革的领导者总结和积累经验,探索和开拓改革的新路子。

      在31年的改革进程中,也出现过一些问题,造成社会的不稳定。如1988年闯物价关,太急了。有些企业一下让大批工人下岗,等等。这些问题的发生,恰恰是因为,改革措施没有坚持采取渐进的方式。

      事物的发展,总是从量变到质变,经过相当长时间量的变化和积累,才引起质的变化,由部分质变到总的质变。渐进中有突进。从计划经济体制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既是渐进的,又有突进。

      1982年党的十二大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此后,经济学家和领导干部对计划与市场的关系进行深入探讨,提出各种见解,出现多次交锋和碰撞。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的《经济体制改革决定》提出,社会主义经济应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个文件说:“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这个文件实际上已将社会主义经济定性为“商品经济”,这就意味着将要放弃长期使用的“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的提法。这是一个重大的改变,是一个突进。邓小平说,这个文件好,说了新话,说了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就是指此而言。

      此后,关于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经济学家和领导干部继续进行探讨,有争论,有交锋。有人强调公有制,有人强调有计划,更多的人强调商品经济,而不说市场经济,怕同资本主义分不清界限。

      1992年初,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他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邓小平破除了长期以来认为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不能搞市场经济的传统观念。这是思想理论上的大突破。

      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决定,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改革的目标模式。十四大以后,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改革进一步推进。这是我国改革一次大的突进。

      渐进中有突进,渐进与突进相交替,一步步推进。这是改革的辩证法。不能以形而上学的眼光看待渐进式改革。改革在渐进中必须有突进。对于这一点,要从我们的改革的根本性质来看。

      我们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什么叫“自我完善”?从总的说,就是要改变社会主义的传统模式,实现从计划经济体制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建立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义模式。这是社会主义的质的更新。经济体制不是孤立的存在,它同政治体制、文化体制和其他各方面的体制密切联系,而成为一个社会的整体。因此,社会主义的质的更新必然表现在社会的各个方面。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伟大革命”这个提法,充分表明了改革的深刻性和艰巨性。“伟大革命”要求有质的变化,而质的变化就意味着突进。

      改革在经济体制方面是质的改变,在政治体制方面,也要实现某些质的改变。

      邓小平分析我国的政治体制后指出,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存在着不少弊端。主要的弊端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邓小平说:“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过去出现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只有对这些弊端进行有计划、有步骤而又坚决彻底的改革,人民才会信任我们的领导,才会信任党和社会主义,我们的事业才有无限的希望。”邓小平还指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中的种种弊端,多少都带有封建主义色彩。革除封建主义残余,革除家长制,以民主取代过分集中的权力,这些,都是政治领域的质的更新。

      邓小平的讲话已经过去了整整30年,今天来看,政治体制中有的弊端已经基本革除(如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但有的弊端却有了新的表现和恶性发展,如权力过分集中、形形色色的特权表现为严重的腐败现象,等等;还出现了一些新的弊端,如权力与资本的结合,权力与黑社会势力结合。总的看,邓小平讲话中指出的问题、发出的告诫,仍然适合当前的情况。

      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在这方面,党的十六大已经提出:“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但这还是总的理念、要求和原则,还需要具体形成目标模式,形成可操作的机制。这就需要实行突破性的改革,要有突进。在其他各个领域,情况大致也是如此。社会主义的质的更新,必须通过改革的突进,才能实现。

      有的论著认为,政治体制改革只能走“碎步”,有人说,政治体制改革只需“跬步”推进;有的论著认为,我们只能搞“增量民主”。这些观点,都是将“渐进”绝对化了,实际上是否认改革需要突进。渐进中必须有突进。没有突进,量不转化为质,事物将永远停留在量变阶段,不可能实现质的飞跃,就不可能达到改革的目的和目标要求。以为只要通过渐进,单纯通过量的增加,不需要突进,就可以自然实现质的飞跃,实现改革的目标,不符合我国改革的实际。没有突进,渐进式改革的成果也难以巩固,甚至会出现改革的反复。

      31年的改革,成绩很大,但冷静观察,还没有哪一方面的改革已经完全成功,都是正在进行时,都需要在渐进式改革中,适时突进,不断推进。

      现在,推进改革的呼声甚高。有的论者提出,要进行“第二次改革”;有的论者提出,要“重启改革”;有的论者提出“再改革”。这些提法各有其含义,但都表示,希望改革要有新的突进。

      突进不是提倡莽撞,不是提倡急急忙忙,冒失行事。但要看到,我国的改革已经进行了31年,有些方面的改革,量的积累已经到一个临界点(有的改革试点,如党代表常任制,已经进行了20多年),无论从群众的情绪看,还是从实践状况看,突进的要求日益明显,日益迫切。我国的改革亟待迈出新的步伐,实现新的突破。

  • 沈宝祥:胡耀邦同我们谈读书

    2010-7-23

      “有所得,必然有所失”

      ——胡耀邦同我们谈读书

      耀邦嗜书。他爱读书,勤读书,善读书。

      胡耀邦同志在指导我们办《理论动态》的过程中,经常谈读书学习,既对我们提出读书要求,也谈他自己读书的体会,更多的是谈领导干部的读书,使我深受教益。他论读书的一些精辟之言,我至今记忆犹新。

      1977年6月6日上午,胡耀邦召集参加《理论动态》工作的同志开会(以后,他将我们这个工作班子称之为理论动态组)。他讲了办《理论动态》的初步设想,着重讲了选题。理论动态组第一次会议结束时,他就向我们提出,“写批判的东西不容易,要加紧看书,掌握资料”。

      耀邦的谈吐,深邃鲜活,风趣生动,富有启发性。听耀邦谈话,你很快就会感觉到,他读书很多。

      作为一个领导干部,总是很忙,哪来时间读书?耀邦有一句话:“有所得,就必然有所失。”他说,你要多读书,就要少打扑克,少跳舞,少看电影。这样的话,我听他讲过多次,印象深刻。这是他多年坚持读书的一条主要经验。这一得一失,是读书学习高度自觉的表现,也反映了他人生追求的重点。耀邦夫人李昭同志对我讲,耀邦回到家中,就关起房门读书,很少同家人谈话。

      耀邦同我们谈话,有时就是从最近读了一本什么书、有什么心得体会开始的。翻开我的笔记本,耀邦经常讲到他读书的情况:我最近看《爱因斯坦文集》,还看《英迪拉·甘地》。前几天我看了王朝闻搞的《美学概论》,等等。他还向我们推荐一些他读过的书。据他的推荐,我读了日本战后首任首相吉田茂的《激荡的百年史》,法国人安德烈·莫鲁瓦的《美国史》等书。

      耀邦读的书很“杂”,他善于从各种书中汲取有益的营养,丰富自己。他说:从《爱因斯坦文集》的序言可以看出,爱因斯坦之所以成为爱因斯坦,他有一种独特的精神力量和思想方法。他主张独立思考。我们要从伟大的科学家那里吸取一点营养,吸取一点思想要素,促进青年人成长,用干巴巴的方法不行。他读了《英迪拉·甘地》等书后说:他那个阶级也有他的优秀人物。研究其他阶级的优秀人物,对他们的阶级利益那么坚定,那么忠诚,不屈不挠。可以借鉴到我们这里。他读了《美国史》后,很赞赏罗斯福由教授、政客和军人组成智囊团的做法。从这里,我们可以体会到,什么叫善于读书。

      读书求甚解。这是耀邦给我的一个很深的印象。大概是1959年,我那时还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读书,同时兼任学生会和团委的工作。一天,学校有关方面要我带队到市青年联合会参加一个座谈会。会议开始才知道,是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会见上海各界青年。胡耀邦的讲话风趣生动,大家听得津津有味。他讲“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典故,讲述齐景公跟儿子孺子嬉戏,口衔绳子,学做牛,让孺子牵着走,孺子跌倒,将齐景公的牙齿拉折的故事,边讲边演示,会场气氛极为活跃。我听了很有感慨。“俯首甘为孺子牛”,我早就知道,但从没有深究,耀邦这种读书求甚解的精神,给我很大的启发。在一次同理论动态组的谈话中,耀邦讲到中国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是用“转变”还是“过渡”的提法时,他一下列举了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任务》、《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统一战线而奋斗》、《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七篇著作说:现在查到的主席用“转变”的词是七个,更多的是讲发展到、进入到、过渡到。他要我们考虑,究竟用什么提法为好。这生动地反映了他读书、钻研问题的认真和细致。

      为什么要强调读书?耀邦的思想很明确,就是为了培养干部,做好工作。他批评一些领导干部不读书,不懂辩证法,思想僵化。他尖锐指出:“当了这么高的领导干部,什么书也不翻,白天划圈圈,晚上看电视,这也行啊!”他尖锐指出:“我看现在许多领导干部学习气氛非常差,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他结合当时干部队伍的实际情况,痛切地说:马克思主义基础知识究竟怎样?连基本知识都没有了,当俘虏了。一个地委书记,一个省委书记,连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知识都没有,那就连开步走的资格都没有,所以必须搞这个(读书学习),包括高级干部,中级干部,初级干部。在新时期,要搞四个现代化,只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还不够,还要用现代科学文化知识武装起来。如果说过去搞革命时期,只要一点马克思主义原理,再搞一点武装的话,现在还要一个新的东西,用现代的科学文化知识武装起来。两个武装靠什么办法,要办好党校,办好各级学校,但最大量的要靠业余的在职干部学习。按照主席教导,把业余时间的主要精力放在读书上,要鼓足干劲,批评许多地方的党委在领导学习上不得力,不认真组织在职干部学习,两个半天,嘻嘻哈哈。一个高级干部,既要能务虚,又要能务实,既要有经验,又要有理论知识,缺一不可,缺一不可能是一个好干部。只忙于领导实际工作,不注意组织学习,不可能培养优秀的接班人。既能务实,又能务虚,既有一定的实际经验,又有一定的理论思想水平,才是好干部。既要领导大家搞好实际工作,又要组织大家好好学习,才是真正爱护干部,培养干部。

      对中青年干部的读书学习,胡耀邦尤为关心。他一再强调,三四十岁的中青年干部,要自觉地意识到这个问题。他提出:“我提倡搞这样的计划。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著作,一生中有计划地读他千把万字,现代科学技术的东西搞他千把万字,历史搞他几百万字,包括世界史、中国史,语文文学搞他几百万字,包括鲁迅的。现在三十五岁的干部,养成读书习惯,自己作笔记,领导干部自己写东西,当国文教员,搞他二十年,这对自己为党多作贡献,不是为了贴金,独立消化马克思主义,有极大的意义。”

      1982年7月20日,胡耀邦在会见中央党校第二期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学员时,发表了《对中青年干部的殷切希望》的讲话。他对中青年干部提出六条希望,其中第六条专讲中青年干部的读书学习。他说:我们的干部一定要抓紧学习,要花些功夫着实读点书。要挤时间,牺牲一点别的东西,抓紧学习。他的话,很有针对性,语重心长。

      耀邦倡导读书,但又反对死读书。他提出,读书,调查与思考,三者相结合。他说,书本是前人积累的经验,调查是掌握现实的情况。前人的经验,现实的情况,结合起来,加以思考。他在《对中青年干部的殷切希望》的讲话中作了概括:“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独立思考,实事求是,这就是学习”。

      胡耀邦还提出:我们作研究,做工作,要广泛涉猎,重点研究。重点研究同广泛涉猎不矛盾。一个思想家、政治家,要广泛涉猎。这也是理论家的一个根本方法。毛主席、马克思、列宁都是广泛涉猎的。这也是每一个有成就的人的方法。一个政治家不广泛涉猎,你不学军事、外交、政治,怎么能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领导呢?为什么讲套话?因为研究不够,涉猎也不够。

      广泛涉猎,重点研究。这是胡耀邦自己读书学习的体会和经验,对领导干部很有参考价值。

  • 沈宝祥:胡耀邦对思想路线建设的贡献

    2010-3-29

      1978年12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重要功绩之一,是重新确立了党的思想路线。这条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是全党上下共同努力的结果,来之不易。在这个过程中,邓小平起了中流砥柱的作用。胡耀邦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现将我知道的情况记载如下。

      一、同“两个凡是”相对立的思维

      有两件事充分表明,胡耀邦唯实不唯上的思维特点,同“两个凡是”的思维是相对立的。

      第一件事,是1976年10月6日粉碎“四人帮”后的第六天(即12日,又一说为10日),他给叶剑英提的三条治国建议:一,停止批邓,人心大顺;二,冤案一理,人心大喜;三,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

      第二件事,在1977年7月15日《理论动态》第1期,刊登《“继续革命”问题的探讨》一文。这篇文章是胡耀邦听了吴江在一个会上的发言,让吴江撰写并亲自审阅定稿的。文章对当时还作为指导思想的“继续革命理论”,提出了质疑。

      以上两件事涉及四个重要问题,都是“两个凡是”的主要内容。在这四个问题上,胡耀邦的态度和主张都是唯实不唯上。

      按照“两个凡是”,所谓“继续革命的理论”,要作为旗帜继续高举,胡耀邦办的刊物却对此发表探讨意见,提出质疑。这在当时来说,是矛头所向的严重问题。“批邓反击右倾”是为保卫“文革”而采取的重大举措,“文革”后还要求继续搞。胡耀邦明确提出要停止批邓,这是逆鳞之议。平反冤案,实际就是直接否定“文革”。“生产狠狠抓”,实质就是要放弃阶级斗争为纲。由此可见,耀邦的思维同“两个凡是”是直接相对立的。这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的特殊时期,表现得很突出。

      耀邦这种尊重事实,坚持真理的思维,不但语言鲜明,而且态度坚定。1978年9月25日,胡耀邦在全国信访工作会议上讲落实干部政策时说:“经过对实际情况的调查和核实,分析研究,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组织、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总之,都要尊重客观事实,这才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这就是著名的“两个不管”。这“两个不管”的关键,是不管“什么人定的、批的”,如果不正确,都要改正过来。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两个凡是”的思维。

      “两个凡是”既是政治总方针,又反映了一条思想路线。上述胡耀邦的政治主张,既在政治上同“两个凡是”相对立,又体现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从这里,人们可以看到两条思想路线的对立。

      二、从科学态度到实事求是

      1977年6月4日,胡耀邦在中央党校整风会议期间召开的一个小会上说:“我注意的是,三五年把科学态度搞好。这个不搞好,我们党还可能走弯路的。主席在修改宪法的讲话中讲(的),就是搞科学态度。” 这是在深刻总结了我们党走弯路的教训后,得到的新认识,实际上就是思想路线问题。他把这个问题看得很重。他认为,这个问题不搞好,党还会走弯路。胡耀邦较早认识到思想路线的重要性,这是难能可贵的。

      《理论动态》在1977年7月15日创刊后,胡耀邦就给理论动态组出了一个题:《理论工作必须恢复和发扬实事求是的作风》。当时,从理论工作的角度讲实事求是,是因为思想理论上的混乱很严重,而思想战线是领头的,直接影响实践,拨乱反正必须由此入手。实际上,这篇文章的内容,已经不限于阐述思想理论方面的问题。文章引了毛泽东几段关于实事求是的精辟论述,揭露了现实生活中违背实事求是的种种表现,强调要敢于实事求是,敢于坚持真理。可以说,耀邦指导撰写的这篇文章,是一篇进行实事求是启蒙教育的文章。

      胡耀邦在理论动态组会议上一再讲实事求是。他从做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高度讲实事求是。他说,实事求是,按科学态度办事,总归是站得住脚的。严格的实事求是就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真正的马列主义者。现在这个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1977年9月13日)。他在1978年8月3日的理论动态组会议上说:“实事求是,这是天经地义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一条”。1978年9月24日,他提出“革不实事求是的命”的要求。他说,粉碎“四人帮”一定要把思想革命搞好,最主要的是实事求是,要把革不实事求是的命的命题变成妇孺皆知的口号。这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

      三、推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的特殊历史时期,在个人迷信还在盛行,在人们思想普遍僵化半僵化的状态下,胡耀邦在中央党校的党委会上勇敢地提出:这十几年的历史,不要根据哪个文件、哪个同志的讲话,还要看实践;要用真正的毛泽东思想,通过实践来检验分析;以哪个讲话、哪个文件为根据,不是科学态度。在个人迷信的年代,特别是在十年“文革”中,最高领导人的讲话是判断是非的最高标准,也是唯一标准。胡耀邦明确否定以“哪个同志的讲话”为标准,实际就是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后,在中央党校学员的讨论中,进一步提这出了这个问题,于是就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样精练明确的语言。胡耀邦亲自指导撰写供中央党校学员学习讨论的文件,把实践标准作为总结十年“文革”(当时的提法是“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一条指导原则。这一条指导原则的文字是:“应当以实践为检验真理、辨别路线是非的标准,实事求是地进行研究。”这里,已经不是一般地讲真理,而是明确地提出辨别路线是非的要求。这个文件进一步指出:“路线的正确与否,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要由实践的结果来证明,由路线斗争的实际总结果来检验。”在当时的具体条件下,明确提出路线是非问题,提出要以实践为标准检验路线的正确与否,要有多大的勇气啊!

      在中央党校八百学员讨论的基础上,耀邦又通过《理论动态》和《光明日报》,推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话,准确、精练、鲜明,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加以提炼,突出了它的唯一性和排他性,又有明确的对立面,成为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基本语言。

      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进程中,胡耀邦又及时将论题引深,提出一切主观世界的东西都要经受实践的检验。1978年8月3日的理论动态组会上,他提出,一切都要经受实践检验。以前写了个真理,现在谈的是一切都要经过实践检验。他要求理论动态组以此为题撰写一篇文章。

      胡耀邦的思考是逐步深入和明确的。1978年8月18日的理论动态组会议上,耀邦说,“一个是思想路线问题,强调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一个是组织路线问题,正常的政治生活。这两者相辅相成。”这表明,他已经将实践标准纳入了党的思想路线。

      这篇文章,胡耀邦同大家一起,讨论了几次,从题目到观点、文字都反复推敲。这篇文章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问题,不仅是带根本性的理论问题,而且是带根本性的现实问题。它不仅关系到哲学战线,而且关系到各条战线的实际工作。”这篇文章是将实践标准作为思想路线来论述的。

      1978年11月28日,胡耀邦在中央党校三部第一期学员结业会上的讲话中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讨论,我觉得起了很好的作用,起了解放思想、起了面向实际、起了真正地按毛泽东思想办事的巨大作用。”这也是将这个讨论作为思想路线来肯定的。

      将党的思想路线提炼为实事求是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两个主要之点,特别是将实践标准纳入思想路线,这是很有新意的。这是胡耀邦对党的思想路线建设的最主要贡献。

      四、在拨乱反正实践中推进党的思想路线建设

      党的思想路线不仅是个理论问题,更主要的是实践问题。只有结合实践来推进,思想路线建设才能取得好的效果。在这方面,胡耀邦作了卓有成效的努力。

      (一)发动和组织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通过这场大讨论,推倒了“两个凡是”,在人们的头脑中确立了实事求是和实践标准,大大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话,已经被历史留下,为大家所掌握。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就是思想路线的讨论。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高度评价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认为这对于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在这场大讨论的基础上,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有了重要的发展,主要是加进了实践标准。

      (二)平反冤假错案。这是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重大举措,但同时又起到了对人们进行思想路线教育的重要作用。1978年9月25日,胡耀邦在全国信访工作会议上说:“落实干部政策的根据是什么?是事实,也就是干部过去的实践。判断对干部的定性和处理是否正确,根本的依据是事实。”通过平反冤假错案,推倒了各种诬陷和不实之词,改变了错误的结论,恢复了被迫害者的本来面貌。这是实事求是精神的恢复和发扬,是实践标准的具体运用,也是实际而生动的思想路线教育。通过大量冤假错案的平反,大大增强了人们的实事求是观念,有效地帮助人们掌握了实践标准,从而有力促进了思想路线的建设。

      我们党的党章规定:“党的思想路线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这条思想路线的文字表述很全面,但最主要的是两条: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对这两条,尤其是后者,胡耀邦的贡献是很明显的。这条思想路线是党的十二大制定并写进党章的,经过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党章一再修改,但思想路线的文字表述一字未改。这说明,这条思想路线已经经受了二十多年的实践检验,证明是正确的。

      归结起来说,胡耀邦对党的思想路线建设的贡献是:(一)在拨乱反正中较早地阐明思想路线的重要性,并着手解决这个问题。(二)提出实践标准并将它纳入思想路线的范畴。(三)通过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和平反冤案等卓有成效的实践活动,有力地推进了思想路线建设,特别是,使思想路线为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所掌握。

     文章来源:学习时报

  • 《怀念耀邦》电子杂志第一期

    2007-3-20

      由胡耀邦史料信息网出品的《怀念耀邦》电子杂志,第一期已经与大家见面。这一期辑录了该网站开站一年来各个专题的精品文章,并配有大量图片和优美音乐。现放在这里,与大家共享。

  • 中央党校的新生

    2007-3-06

    中央党校的新生

    沈宝祥

      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央党校是在胡耀邦同志主持下复校开学、获得新生的。中央党校人,特别是经历那段历史的老同志,深深怀念这位老校长。

      十年文革中,中央党校处于停办散摊的状态,教职工队伍搞散了,连校舍都被拨给了别的单位。
    1977
    3月初,党中央作出恢复中央党校的决定,任命胡耀邦同志为中央党校副校长,主持工作。

      胡耀邦同志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后到中央党校上班,那是325。这天下午,在礼堂东教室开全体党员会,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耀邦同志独自走上讲坛,他平静地说:今天,我就正式上班了。大家报以热烈的掌声,欢迎耀邦同志。

      胡耀邦同志到中央党校上班时,党校是一个烂摊子,连办公的地方都没有。行政后勤部门的同志在52号家属楼找到了一套房子,给他做办公室。现在,这些楼房已不存在了。这套住房楼上楼下共130多平方米,耀邦同志和两位秘书在这里办公。他使用的是楼上有阳台的那一间,只有十四五平方米,西侧放一张办公桌,东侧放一张单人沙发床,是从中央党校高级班学员宿舍搬来的,整个房间陈设极为简陋。耀邦同志就在这样的房间里办公,晚上也住在这里。

      中央党校在十年文革中是重灾区,如何解决文革遗留问题,是摆在耀邦同志面前的当务之急,他创造性地采取开整风会议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整风会议于197747开始,参加者包括中央党校五七学校领导小组成员、正副组长、正副支部书记,党中央在文革前任命的原正副主任以上的党员干部,全校25个党支部各推选一名代表,共70人。我作为文史教研室支部代表参加会议。以后,随着会议的进展,参加者增加到100多人。

      当时,党中央正式任命的中央党校领导干部,就是副校长胡耀邦同志一个人。中央党校还没有正式的职能机构,也没有相应的负责干部。胡耀邦同志在开整风会议的同时,抓紧进行复校工作。整风会议既是解决文革遗留问题的会议,实际上也是一个工作机构,有关复校的一些事情,耀邦同志让整风会议讨论,并由参加会议的人分头去办。关于复校的一些重要问题,耀邦同志也在这个会议上讲。现仅就我的记录和回忆,将耀邦同志主持中央党校复校开学的情况记述如下。

      ()揭露康生,果断处理中央党校的文革遗留问题

      康生长期主管中央党校,搞极的一套。中央党校成为文革的重灾区,康生和她的老婆曹轶欧是罪魁。粉碎四人帮以后,还是由康生一手组建的中央党校五七学校领导小组主持,搞所谓清查,当然不可能有实质性的进展。当时,康生虽然已经去世,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光环仍在,还是碰不得。造反派头头以康生为挡箭牌,进行顽抗。不揭露康生的问题,中央党校的揭批四人帮运动就不可能深入进行。胡耀邦同志在整风会议上坚持原则,坚决支持大家揭露了康生的问题,从而分清了党校一些重大问题上的是非,较好地解决了中央党校的文革遗留问题,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为中央党校的复校开学作了很好的准备。这件事当时在党内和社会上发生了很大的影响。

      ()建立机构,配备领导班子

      在揭批四人帮斗争取得胜利的基础上,经过整风会议的充分酝酿,胡耀邦同志提出了中央党校的机构设置方案,并经中央批准。胡耀邦同志在整风会议上反复酝酿和准备,采取了群众路线的方法,抓紧配备各机构的领导干部。1977623,他在整风会议上宣布了经中央批准的中央党校42名处室以上干部任命的名单,并作了说明。这次干部的配备,较好地体现了民主集中制原则,大家的反映很好。一些老同志说,采取这样的方法配备干部,多年来还是第一次,觉得心情很舒畅。

      ()提出一个阵地、一个模范的办学目标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央党校应当办成一个什么样的党校,这是胡耀邦同志首先考虑的重大问题。1977328日上午,他在同政经教研室三位负责人谈话时就提出,我们党校是中国共产党的党校,应成为学风、文风、党风的模范、表率、典范,恐怕要提出这个任务来,不然,这个党校还搞什么。我们整党整风要提出三风问题,而且要提出我们的目标。330日下午,他在同文史、党史临时支部负责人谈话时又提出,中央党校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一是理论,一是作风。党校的同志对理论要有最大的兴趣,最大的热情,最大的干劲。我们党校应该成为毛主席提出的三风的模范、三风的表率。在810的整风会议上,胡耀邦同志明确提出,要把我们党校办成捍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坚强的堡垒,要把我们党校办成发扬光大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模范。耀邦同志的这个办学思想写进了1977105《中共中央关于办好各级党校的决定》,但文字略有改变,将坚强堡垒改为坚强阵地。这就是党校要成为一个阵地,一个模范的由来。复校以后,中央党校大礼堂两侧分别写着: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努力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体现一个阵地,一个模范的要求。

      ()确定基本课程,制定教学方针

      领导干部到中央党校后学什么,中央党校要开设哪些课程。这是胡耀邦同志首先考虑的另一个问题。
    鉴于多年来对马克思主义的片面理解,尤其是十年文革中林彪、四人帮对马列著作的歪曲篡改,耀邦同志深感领导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的重要和紧迫。他的思想很明确,领导干部进党校主要是帮助他们读一点马克思主义著作。他说,马列的书不读一点,根子不深。在上述328的谈话中,他就说,我初步想的是四个方面的东西,一是哲学方面的书,一是政治经济学方面的书,一是科学社会主义方面的书,还有第四类,党建理论、党的学说。第二天,他在一个小会上更明确地说,开设四门课:哲学、科学社会主义、政经、党史党建,使学员对基本原理都有所接触。他组建了一个小组着手选编教材。他要求印成大字本,十几、二十个分册,除了发给学员、教员外,还送政治局同志。在耀邦同志指导下,选编了100万字的13本教材。这是中央党校最重要的基本建设。耀邦同志在一次理论动态组会上说,叶帅曾对他说,你们做了好事,搞了一百多万字的马列主义的东西。

      特别要讲一下的是,胡耀邦同志在中央党校开设了科学社会主义课程。在胡耀邦同志主持制定的中央党校教学计划规定,各班次按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和党的学说四门课,进行学习。耀邦同志阐明,这四门课程是不可分割的,都是党的思想建设课,从而确立了科学社会主义作为基本课程的地位。科学社会主义教研室的建立和课程的开设,在党校,在全国,都是首创。这一举措带动了全国党校和高校对社会主义理论的研究、教学和宣传,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怎么学,怎么教?胡耀邦在926的一次讲话中说,教学基本方法,坚持读原著为主,自学为主,教师给以必要的辅导,解答难点疑点问题。两个为主,成了中央党校的教学方针。

      ()提出四不主义,活跃学员思想

      中央党校于1977925开学上课,109举行隆重的开学典礼。927,耀邦同志听取了三部领导同志的汇报。当他得知学员有顾虑时,便说,顾虑什么,一个开除学籍,一个是毕业时写个不好的鉴定。要告诉学员,毕业时我们不写任何材料。我们要敞开思想,真正的学到点马克思主义。打棍子、戴帽子,只是那些没有本事的人的方法。学风,学风,首先要把学习讨论的风气扭转过来。提疑问,讨论,这个风气好嘛。在党校学习时搞三不主义,他们是相信的,会不会毕业时写个小的条子呢?要告诉他们,毕业时不做鉴定,不写小材料,自己写个小结,小组里评论一下,有不同意见还可以保留。我们不写任何材料。以后,耀邦同志又明确提出,不准装档案袋子,学员们在中央党校学习讨论中发表的意见,写的学习心得,一律不装进档案袋子。由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三不主义,加上不装袋子,发展成四不主义,这是耀邦同志的创造。四不主义对学员们消除顾虑,解放思想,起了很好的作用。

      ()具体指导各教研室的工作,支持和鼓励教员大胆工作

      胡耀邦同志不但抓党校的大政方针,而且具体指导各教研室的工作。中央党校停办多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搞好教学,大家心里没有底。耀邦同志通过开会座谈等方式,先后对哲学、政经、科社、党史党建、文史等教研室的工作提出要求,布置任务。他鼓励教员要大胆工作,确立主要依靠自己搞好教学工作的思想,又要求教员努力学习,自觉清除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在经济学开课的前一天晚上(1977929),胡耀邦同志亲临教研室全体会议讲话鼓劲。他的第一句话是:送大家上前线。大家听了深受感动和鼓舞,热烈鼓掌。他接着说,万事俱备,只欠胆量。胆量只能从实践中来,越战越勇。那时,有些人还心有余悸,不敢接触实际。胡耀邦同志对他们说,不接触这些实际,我们的政治经济学就很贫乏。接触新事物,研究新问题,就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出这样那样的偏差,这不要紧,只要没有登报,在党校以外随便议论,不算犯错误,研究嘛,探讨嘛!耀邦同志就是这样深入第一线,同教工人员促膝谈心,交换意见,指导工作。在他身上体现的优良作风,感染带动了全校广大同志。

      ()创办《理论动态》,推进思想解放

      在中央党校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胡耀邦同志更加深切地认识到思想理论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19775月,他就在整风会议上提出,要把被林彪、四人帮搞颠倒了的思想是非,理论是非,路线是非再颠倒过来,要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搞。于是,他想到,要办一个刊物。经过一个时期的酝酿,他决定办一个《理论动态》。我和其他几个人被推荐参加办刊。他将我们这一摊子人称之为理论动态组,在他具体指导下工作。1977715,《理论动态》创刊,出版第一期。《理论动态》五天出一期,每期都由胡耀邦同志定稿。第一期的文章就对被奉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三个里程碑的继续革命理论提出探讨。《理论动态》不断发表被视为禁区的拨乱反正的文章,很快引起强烈反响,成为中央党校的一大亮点。《理论动态》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引发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以后,《理论动态》又发表了《要真正弄清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清理的思想》等重要文章,引发了关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讨论,出现了对的思想的广泛评析。胡耀邦同志是《理论动态》实际上的主编,《理论动态》是他推进思想理论上拨乱反正的主要阵地,他费了很大精力办这个刊物。他多次说,《理论动态》起了历史作用。

      ()推动地方党校的恢复

      中央党校复校开学的过程中,胡耀邦同志主持为党中央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办好各级党校的决定》。这是进入历史新时期后第一个关于党校工作的决定,于19771010公布。在这个决定推动下,全国地方各级党校很快恢复,党校事业出现了新的局面。许多省、市、自治区的党校负责人到中央党校访问,胡耀邦同志都亲切接见,给以指导。

      从19773月到9月,经过短短半年的紧张工作,中央党校就复校开学了。胡耀邦同志以历史的眼光,立足全党全国的高度,思考如何办党校的问题。中央党校的复校,不是简单恢复原有的一套,而是适应新的历史条件的特点,开拓创新。胡耀邦同志是历史新时期党校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他的办学思想和一套方针、原则、制度、办法,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影响深远。今天,外界赞赏中央党校能够紧密联系实际,思想比较解放。这些好的学风,是胡耀邦同志主持中央党校工作时打下的基础。

      粉碎四人帮以后,胡耀邦同志复出的第一个工作岗位,就是中央党校。在中央党校的这一段工作,是胡耀邦同志推进全面拨乱反正的起点。

  • “真理标准”文章作者之我见

    2007-3-06

    “真理标准文章作者之我见

    沈宝祥

      2004年第10期的《纵横》杂志刊登了《解开真理标准文章作者之谜》一文(以下简称文),作者王强华从编者的角度提出了真理标准一文作者的问题,与我所了解的情况不一致。

      作为当年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和理论动态组的一员,我也算是一个当事人和见证人,又对此事作过调查,我觉得有责任从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的角度提供一些史实。

      文首先质疑邓小平是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支持者的提法。该文认为,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是由邓小平发动、组织和领导的,言下之意是,说邓小平是支持者,就贬低了邓小平对这场大讨论所作的贡献。对此,我只想介绍一点情况。邓小平是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支持者这个提法,源于党中央的文献。邓小平逝世后,党中央的《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江泽民致的悼词,讲到邓小平对这场大讨论的贡献时,都是用支持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这样的提法。

      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20周年时,我在一个研讨会上发言,在指出历史发展客观需要的前提下,对这场大讨论讲了五句话:胡耀邦同志是发动者和组织者;邓小平同志是最有力的支持者和最高领导者;罗瑞卿、谭震林、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在关键时刻坚决有效地给以支持;广大干部特别是省一级和大军区一级主要领导干部的支持和参与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广大理论工作者和新闻工作者密切合作,共同努力,作出了重大贡献。

      文用很大的篇幅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下简称文)文章的作者。

      《实》文的撰写和定稿有一个过程,而且涉及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和光明日报社两家,当时又没有著作权的概念,对作者未加明确,再加上一些其他因素,因而事后对文章作者出现不同说法。

      据我所知,关于这篇文章的作者,先后出现以下几种说法。

      在第60期《理论动态》清样上,开始在文后写有(《光明日报》社供稿,作者胡福明,本刊作了些修改)。后来有人提出意见,认为文章已作了很大修改,又没有征求胡福明的意见,这样写已不合适,付印前就将人名删掉了。《实》文作为《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发表后,一时受到很大压力,又有原文稿已被改得面目全非的说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形势变化后,有记者采访胡福明,在采访报道中明确说此文作者是胡福明。1984年,《光明日报》举办优秀论文评奖活动,《实》文得特别奖1011,在该报第1版公布了评奖结果,写明《实》文作者胡福明。此时,就发生了作者是谁的争议。当年的总编辑杨西光(评奖时已退下领导岗位),在19841112为此专写的一个材料提出:关于写作的具体发展过程,建议由中央党校和《光明日报》当时参加写作的同志共同座谈回忆,并尽力搜集原始材料。杨西光用委婉的语言提出,《实》文的作者要重新研究考虑。

      1985120,《光明日报》评论部编印了一个资料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写作和发表的经过》,其内容主要是5600字的说明和13个附件,即《实》文的第一稿和历次修改稿和定稿。(编者注:《纵横》杂志1996年第10期发表了该文,是由王强华同志提供的。)文后注明:以上是根据《光明日报》的同志参照留有的小样、笔记进行回忆座谈,并根据现存原始清样,以及目前可能搜集到的写作和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情况,由光明日报评论部整理的。很明显,这个集子是依据杨西光的意见而编的,所论也不是个人意见。这个集子对《实》文的作者是这样说的:胡福明同志是初稿的执笔者,孙长江同志最后执笔完稿。对《实》文作者这样写,很可能是经过杨同意了的。《光明日报通讯》1986年第6期刊登《编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纪实》一文,作者辛广民(显系新光明的谐音)。此文说:在写作过程中,由胡福明、孙长江同志执笔,杨西光、吴江、马沛文、王强华同志主持和参加了撰稿和编发,做了多次重大修改,胡福明同志是初稿的写作者,孙长江同志是完稿者

      以上两文对《实》文的作者都说得很明确,也比较符合实际。现在,《谜》文改变了《光明日报》评论部1984年、辛广民1986年关于《实》文作者的结论,说孙长江是编者,不是作者。

      《谜》文只将胡福明确定为《实》文的作者,其主要理由之一是说《光明日报》将《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文稿送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是请他们帮助修改,最后定稿的主题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变更基本观点、主要论据也没有变化,核心内容没有突破。《谜》文用很大篇幅对两个文稿的自然段逐一进行对照比较分析,得出结论是,《实》文不是一部独立的作品。我认为,《谜》文这个结论还是可以成立的。

      (一)、《谜》文采取将《实》文19个自然段与《光明日报》送给中央党校的文稿(共17个自然段)逐段对照的办法,来得出自己的结论。这当然也是一种分析方法,但这种方法难以充分说明问题。我补充介绍一些情况。

      (二)、孙长江在将两个稿捏在一起时,是用剪贴的办法,将光明日报社稿中可用的段落和长句剪下贴在稿纸上。我手头有复印件,看起来一目了然。我仔细统计一下,共剪贴2400字。《谜》文列举了两个文稿相似的一大段,只有900字,实际上相同的段落还要多。《光明日报》送来的文稿有9000多字,大部分改写了,浓缩提炼为6400字。这样的修改量,是相当大了。

      (三)、经过孙长江的改写,文章的质量有了明显的提高。对此,前述光明日报评论部编的集子作了如下评述:文章对原来的稿子作了不少删削,约一半多段落是重写的,对真理和社会实践作了定义式的简明界说,使逻辑和文字叙述以及定论都更加清楚,更加精确。

      (四)、文章最后一段写得更加有力,提出要反对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成条文上,并指出共产党人要有责任心和胆略,要研究生动的实际生活,研究新的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这就使现实问题的针对性有了加强。经过孙长江的改写,使这篇文稿达到了在《理论动态》发表的要求。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话作为这篇文章的题目,是最重要的改动。对此,当年光明日报社理论部主任马沛文在1978724的一个发言中说: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最后改定的标题上加了唯一二字。这个改动也颇关重要。因为,有人并不反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但却反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确是这样。于光远说我特别看重唯一这两个字。我知道马克思讲实践标准时,实际上就含有唯一的意思,但没有使用唯一这两个字。毛泽东的《实践论》中是这么写的:判断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在这段表述真理标准的语句中也没有唯一两字。陈云非常赞赏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提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话作为文章的题目,不但使文章的主题明确了,而且,使文章上升到了新的境界。这句话精确,简练,鲜明,通俗,成为这场大讨论的基本语言。《谜》文说,光明日报社文稿的核心内容一是反对两个凡是,一是强调唯一标准包括标题突出唯一’”。实际情况是,光明日报社同志经过多次修改,将文稿题目改为《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于421送中央党校(孙长江曾将这个文稿给我看过,征求我的意见,我说,一切真理这个提法要考虑)。他们突出的是一切真理,而不是唯一标准。几天后,光明日报社又送来一个改稿,题目也改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但他们的最后两个改稿在结尾处都强调:坚持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一些文章表明,有必要讲一下特约评论员的署名问题。特约评论员的署名,是胡耀邦的一个创造。他提出这个署名时,正好我在场,也算是一个见证人。当时,所谓特约评论员,就是胡耀邦为代表的《理论动态》。以某一个个人作为特约评论员,在那时是不可设想的。《实》文既然在《理论动态》发表,公开发表时又署了特约评论员的名,就有了特殊的意义,也有了同一般作者署名不可比拟的分量和影响力,胡耀邦承担了文章的全部政治责任。《实》文发表后,特约评论员遭到批评指责时,胡耀邦也被点了名,他承受了很大的政治压力。那时,除了胡耀邦,还有谁能承担这样的政治责任?

      197710月,中央党校隆重举行复校的开学典礼。叶剑英在讲话中希望党校的同志,来党校学习的同志,都来用心研究我们党的历史,特别是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历史。这实际上是党中央要求中央党校总结十年文革。这是一项十分复杂、敏感而艰巨的政治任务。主持中央党校工作的胡耀邦对此项任务十分重视,又很慎重。他布置党史教研室和党建教研室合作,先搞出一个实施方案。然后,又召开中央党校党委会议进行讨论。在这个会议上,胡耀邦明确提出,这十几年的历史,不要根据哪个文件、哪个同志讲话,要看实践,通过实践来检验分析。冯文彬在总结时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样的话。胡耀邦让吴江牵头起草一个指导文件。在胡耀邦具体指导下写成的这个文件在怎样进行研究部分提出:第一,应当完整地准确地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的精神实质,来进行研究。第二,应当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辨别路线是非的标准,实事求是地进行研究。在19784月,用十天时间,组织中央党校全校800名学员(高级和中级领导干部、理论骨干,涵盖全党全国)进行学习讨论。从我查找到的部分讨论记录看,讨论很热烈,这个学习讨论实际上是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酝酿,也是彻底否定文革的开端,是一个大胆而意义重大深远的举措。讨论中,学员对真理的标准也有不同的理解。依据800学员讨论的情况,理论研究室决定撰写文章,进一步阐述真理标准问题,题目确定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由孙长江承担撰写任务。孙很快写出了初稿。除吴江外,理论动态组组长王聚武和已故的孟凡同志(理论研究室分管理论动态组的副主任)告诉我,他俩都看过孙的初稿。依据当时的情况,理论研究室是肯定能够写出这篇文章的。正在这时,光明日报送来文稿,要求帮助审改。吴江布置孙长江,将两个文稿捏在一起,但强调题目还是用原来的。光明日报社的同志强调,只是要求修改,而理论研究室是按照原定部署撰写和发表文章,而不是偶然地为光明日报社修改一篇文稿。

      《谜》文说:《理论动态》在文章后面注明:《光明日报》社供稿,本刊作了些修改。关于这个注,我也知道一点情况。前面说过,这个注已经删去了人名。在送印厂前,孙长江同我商量,说这样写已经不合实际情况,因为稿子已经作了很大修改,实际上是改写了,但是为了照顾两家的关系,是不是就这样算了。我表示同意。当时没有著作权的意识(理论动态组同志撰写的文章都不署名),是从谦让出发的。

      《谜》文还说,《光明日报》将文稿送给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只是请他们帮助修改。确是这样。但中央党校已经写了《实》文初稿,就将两个稿捏在一起,这也是事实,而且是很自然的做法。更重要的事实是,杨西光将文稿送理论研究室,一再要求在《理论动态》先刊登,是要使之成为《光明日报》的特约评论员文章。杨西光通过他的老战友孟凡来办这件事。他委托孟凡向胡耀邦报告,与吴江联系。杨还多次同孟凡谈这件事。孟凡生前几次同我谈过此事,还写了回忆录。他在回忆录中说,有一次,杨西光同志找我,说要同我商量一个问题。他说,最近胡福明投来一篇稿子,是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杨西光同志说,要发,有政治风险。我们《光明日报》太小,承担不了,影响也比较小。你看,《理论动态》能不能给先发一下。我个人的水平有限,你是知道的,你们那里有吴江,秀才比较多,还有耀邦同志把关。这事你老孟帮助疏通疏通。孟凡在回忆录中说,他在一次散步的时候碰到耀邦,将此事向耀邦报告了,耀邦表示支持。孟还问耀邦,我准备让老杨直接找吴江。耀邦说,可以。我就把耀邦同志的态度告诉了杨西光同志。以后,杨西光同志找了吴江。孟凡对我说过,杨西光曾对他说,你们已经给《人民日报》几篇特约评论员文章了,也给一篇我们嘛!

      回想那场大讨论,那是峥嵘岁月。在这场大讨论中,理论工作者和新闻工作者密切合作,互相配合,作出了很大贡献。那段历史是值得回忆的,更是需要珍惜的。

      19793月,《人民日报》给《理论动态》的一篇文稿提出了修改意见。胡耀邦很赞赏,他在给理论动态组的批语中提出,这么改,更稳妥了,希望新闻界、理论界更好地发扬这种互相商讨、互相琢磨的风气。这是他对我们理论界和新闻界的殷切期望。我们要进一步发扬这种良好风气。

     

  • 叶剑英与胡耀邦

    2007-3-06

    叶剑英与胡耀邦

    沈宝祥

      叶剑英生于1897年,胡耀邦生于1915年,叶长胡18岁。对胡耀邦来说,叶剑英是革命长者。胡耀邦对叶剑英十分敬重,叶剑英对胡耀邦关怀支持,爱护有加。

      胡耀邦在中央党校工作期间,特别是在指导我们办《理论动态》的过程中,多次讲到他与叶剑英之间的事。现据我的笔记和日记,以及其他有关材料,按时间顺序略加整理叙述。

    ()粉碎四人帮的第六天,叶剑英即派人去看望胡耀邦

      19801119,胡耀邦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言中讲到与叶剑英有关的一件重要事。他说: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粉碎了四人帮,十二日叶帅的一个儿子来看我。我头一句话说,祝贺你爸爸同华主席他们一道为我们的党和国家立下了不朽的功勋。我还说,现在我们的事业面临着中兴。中兴伟业,人心为上。什么是人心?我说有三条:第一是停止批邓,人心大顺;第二是冤案一理,人心大喜;第三是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我说,务必请你把我这个话带给你爸爸。然后我问他,你能够见到华主席吗?他反过来问我,你对华主席熟不熟?我说很熟,同过一年半工作哩。他说,我可以想办法见到华主席。我说,如是你能够想办法见到他,请你把这个话转告给他。这是粉碎四人帮后的第六天。这件事有着特殊的意义。有的论著说,叶帅是派他的小儿子叶选宁去看望胡耀邦的,遗憾的是,至今未看到叶选宁写文章介绍有关情况,胡耀邦也没有多说。这一件事的重要性是很明显的。在粉碎四人帮后的第六天,叶帅在百忙之中派自己的孩子去看望胡耀邦,也说明他对胡耀邦的关怀和看重。胡耀邦在中央党校的秘书陈维仁(后任中央党校副校长)  将胡的三条称之为隆中三策。写成条幅,在199811月举办的中直机关首届文化艺术节书法、绘画、摄影展展出。据说,叶帅听了叶选宁回来的报告,赞赏胡耀邦的三条,深以为是。他竭力向华国锋等人推荐胡耀邦出来工作。197733,党中央任命胡耀邦为中央党校副校长,主持工作。312,叶即找胡谈话。耀邦说:叶帅同他谈话后,他才敢于314去看望小平同志。叶帅寓意深长地对耀邦说,到党校工作,我看也好,党校远在西郊,是非少点。凭你的智慧和才干,在那里是可以搞出点名堂来的。(《叶帅在逆境中扶助胡耀邦》,《书摘》2004年第3期,转引自《报刊文摘》第1897期,2004322)  

      胡耀邦果然凭借中央党校这个舞台,演出了有声有色、震撼中国大地的历史话剧。

    ()叶剑英给胡耀邦提出了总结十年文革的历史性课题

      胡耀邦于19773月到中央党校上任。经过紧张的筹备,中央党校于9月按计划复校开学。1977109,中央党校隆重举行复校后的开学典礼。党中央的领导人差不多都来了。叶剑英也来了。开学典礼上,除了华国锋讲话,叶帅也发表了讲话。这里,讲一点我经历的事。那时,因为搞《理论动态》,耀邦常找我到他的办公室。大概是在开学典礼前一二天的上午,耀邦找我去谈一篇文稿修改的事,谈完后,我正要走,他说,老沈,坐一下。我就坐在沙发上,他却站着,我发现他的心绪很好,他对我说,开学的事都准备好了,几个讲话稿都写好了。他说,叶帅的讲话稿是让几个人写的,改来改去还是不行,后来,我就亲自改写了一下。他还将自己的讲话稿中关于我们干部队伍中几代人的一段,背着手,踱着方步,给我背诵了一遍,问我,怎么样,我说,很好。

      叶剑英的讲话中有几句重要的、很精彩的话:如果理论不能指导实际,不受实际检验,那算什么理论?决不能把理论同空谈、吹牛甚至撒谎混为一谈。

      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原理,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处理、解决我们遇到的一切问题。可以说,理论愈多接触实际问题,愈敢接触实际问题,不是绕开问题走,不是模棱两可,含混不清,理论就愈加彻底,愈能掌握群众,愈易变成物质力量。

      这里已经提出了理论要接受实际检验的问题。

      在以后的日子里,耀邦在同我们谈话中,不止一次地重申这些话,说明他对这些话的重视,很可能这些话就出之于他的手。

      叶剑英在讲话最后提出:我希望在党校工作的同志,来党校学习的同志,都来用心研究我们党的历史,特别是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历史。这实际就是要总结十年文革。这是叶帅代表党中央交给中央党校的一项光荣而十分艰巨的任务。胡耀邦正是在落实这项任务时,提出了运用实践标准,起草了文件,组织八百学员进行讨论,在此基础上,中央党校又撰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并引发了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三)叶剑英对胡耀邦的两次谈话

      1979129,胡耀邦在钓鱼台中宣部召集我们开会时说:我始终坚持这种想法,今年明年还是要紧张作战,把中国这块土地上的乾坤扭转过来。现在还是乾坤始转,乾坤初转。林彪、四人帮在我们这块土地上所造成的灾害,带来的麻烦,留下的困难,还没有完全解决。有些同志对这个估计不足。25号叶帅上午回来,下午打了一个电话给我,五点到他家里谈到七点钟。我把这个观点给他讲了。1977年二月份叶帅同我谈过一次话。我希望他老人家这一生做三个计划,一个五年计划,一个十年计划,一个十五年计划。趁你在世时,头一步能把我们这个党、这个国家的乾坤扭转过来,这就了不起,到马克思那里去就是八个字:开国元勋,乾坤巨手。25号下午我又谈,形势两年多来有很大变化,但还只能说乾坤始转,乾坤初转。他听了还是激动。

    (四)叶剑英赞赏胡耀邦主持选编的中央党校教材

      1978818,胡耀邦在同理论动态组同志谈话时说,那天看电影,叶帅说,你们做了好事,搞了一百多万字的马列主义的东西。在胡耀邦直接主持下,中央党校选编了一套马克思主义理论教材,叫做《马列著作毛泽东著作选读》,共四本,分别是哲学部分政治经济学部分科学社会主义部分党的学说部分。这些教材也送给了中央领导同志,叶帅看了之后倍加赞赏,并表示自己也要好好学习。

    (五)叶剑英支持和指导胡耀邦发动和组织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

      耀邦在上述1978818的谈话中还说,叶帅说要开一个务虚会,理论的务虚会。耀邦对叶帅说,这个问题我认为要准备把它扩大,不光讲真理问题。这个问题不搞清楚,要影响各条战线的工作。我那天给他们出了个题(给理论动态组出题),一切都要经过实践检验。

      叶帅提出了开理论务虚会搞清是非的主张。耀邦将自己准备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扩大的设想,报告了叶帅等人。叶帅是怎样表示的,耀邦没有说,从他的口气看,是得到了支持的。

      1978818,胡耀邦在理论务虚会发表的引言中说:最近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对这场理论讨论摆出了许多情况,提出了不少问题,对一些同志提出了不少批评意见,为召开理论务虚会创造了有利条件。华国锋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指出:由于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议题多,时间有限,这方面的问题不可能花很多的时间来解决。中央政治局同志意见,还是按照叶帅的提议,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专门召开一次理论务虚会,进一步把这个问题解决好在胡耀邦主持下,理论务虚会开得很有成效。而这个会议源出于叶帅的提议。

    (六)耀邦思念叶帅

      耀邦离开总书记岗位后,自然要进行深入反思。据一位同志说,1988年深秋,他去看望耀邦同志,谈了很长时间。谈到他离开总书记职位时,耀邦感慨地说:当时叶帅不在了,老帅讲一句,可能就不是那个样子了。

     

  • 胡耀邦推进拨乱反正的起点

    2007-3-06

    胡耀邦推进拨乱反正的起点

    沈宝祥

      拨乱反正,是建国以来我们党的历史上特殊的一页,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特殊的一页。为什么叫拨乱反正?邓小平在当年是这样界定的,他说:我们现在讲拨乱反正,就是拨林彪、四人帮破坏之乱,批评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回到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00页)胡耀邦对拨乱反正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隆中三策的提出

      胡耀邦是拨乱反正的一位先觉者和先行者。198011月,他在党中央的一次会议上讲了粉碎四人帮后的一些情况。他说:1976106粉碎了四人帮12日,叶帅的一个儿子来看我,我头一句话说,祝贺你爸爸同华主席他们一道,为我们的党和国家立下了不朽的功勋。我还说,现在我们的事业面临着中兴,中兴伟业,人心为上。什么是人心?我说有三条:第一是停止批邓,人心大顺;第二是冤案一理,人心大喜;第三是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我说,务必请你把我这个话带给你爸爸。然后我问他,你能够见到华主席吗?他反过来问我,你对华主席熟不熟?我说很熟,一年半工作哩。他说,我可以想办法见到华主席。我说,如果你能够想办法见到他,请你把这个话转告给他。这是粉碎四人帮后的第六天。这个情况,耀邦也同胡绩伟等人谈过。耀邦在中央党校的秘书陈维仁将这三条称之为隆中三策,是很有道理的。自从批邓反击右倾后,耀邦与邓小平一起再次被打倒。他蜗居北京东城富强胡同家中,但他时刻关注思考着党和国家的命运。隆中三策是深思熟虑的结果,这是一个全面拨乱反正的主张。在粉碎四人帮后的第六天,就能提出这样全面而扼要的拨乱反正主张,是难能可贵的。隆中三策连文字也是经过精心推敲的,集中起来就是一首诗:

    人心为上
    停止批邓,人心大顺;
    冤案一理,人心大喜;
    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

      可是,那时耀邦还没有工作岗位。他的拨乱反正主张只能作为建议向党中央反映,自己无法使之成为具体的实践。

    耀邦复出后的第一个工作职位
    担任中央党校副校长

      粉碎四人帮以后,胡耀邦复出后的第一个工作岗位,是中共中央党校。他的拨乱反正实践就是从中央党校开始的,更具体地说,是从中央党校的整风会议开始的。我参加了整风会议,以后又是胡耀邦组建和直接指导的理论动态组成员,现将我经历和知道的一些情况记述如下。

      我有记日记的习惯,是流水账式的日记。197734这一天,我的日记是这样记的:

      上午,理论小组学习讨论《论十大关系》,讨论了一个多小时,接到中央通知:华主席兼任中央党校校长,汪东兴兼任第一副校长,胡耀邦任副校长。全校开庆祝会,游行。下午,理论小组座谈中央的决定。

      十年文革期间,各单位都安装了高音喇叭,一有要事,高音喇叭就哇哇叫,中央党校也是这样。党中央关于恢复中央党校和组建中央党校新的领导班子的电报,就是通过广播传达给大家的。中央党校被关闭了多年,恢复中央党校,这是大家期待已久的强烈愿望。听到党中央的决定和任命,特别是由党中央主席兼任中央党校的校长,使大家备受鼓舞。对于胡耀邦任副校长,主持工作,大家也是很满意的。从我来说,虽然来自基层,但对胡耀邦的印象特别好。这是因为胡耀邦任团中央第一书记时,我在农村基层工作,一直兼做团的工作,在报纸上读过不少他撰写的文章,很受教育。尤其是我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上学期间,在上海市青年联合会的一个座谈会上听过他做的很生动的报告,印象很深刻。

      胡耀邦于39日上午来校,同当时的党校领导班子(中央党校五七学校领导小组)见了面,就去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了。

      其间,312,叶剑英找耀邦谈话。314,耀邦访问了邓小平。关于这两次活动,耀邦在一次理论动态组会议上讲过。他说,叶帅同他谈话后,他才敢于314去看望小平同志。此时,邓小平还没有正式恢复工作。看来,叶帅已向耀邦交了底。据《邓小平年谱》记载:1977314,同前来看望的胡耀邦谈话,就粉碎四人帮后应该抓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问题交换意见。(《邓小平年谱》上,第156页)由此可见,耀邦与叶帅和小平的这两次接触和谈话,很重要。

      直到325,胡耀邦才同大家见面。这天下午,在礼堂东教室开全校党员干部大会,由胡耀邦传达中央工作会议文件。大家早早地在东教室就座,人很多。胡耀邦在秘书梁金泉陪同下,走进东教室。这次会议不像通常那样,有一位主持人,耀邦独自走上讲坛,用平缓的口吻说:今天,我就正式上班了,一上班就传达中央的重要会议。这时,全场热烈鼓掌,大家用掌声表示对他的欢迎和支持。

      多年的政治运动,特别是批判合二而一,在中央党校酿成了多起冤案。尤其是十年文革,在康生一手操纵唆使下,砸烂了中央党校的领导班子,校长、领导干部和教学人员受到残酷打击和迫害,制造了许多冤假错案,队伍搞散了,连校舍也被划给了其他单位。粉碎四人帮后,仍由原来的造反派组建的领导班子领导搞揭批四人帮运动,当然不可能有什么进展。胡耀邦面对的中央党校,是一个烂摊子。怎样收拾这个烂摊子,重整旗鼓?

    对中央党校实行整风成为拨乱反正的起点

      胡耀邦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和思考,并经过中央的批准,决定采取召开整风会议的形式解决中央党校的文革遗留问题。这个整风会议,实际上成了他思考酝酿并推进拨乱反正的契机和起点。

      整风会议于197747开始。参加者包括当时的校五七学校领导小组成员、正副组长、正副支部书记,文革前党中央任命的原正副主任以上党员干部,全校25个党支部各选一个代表,共70人。我作为文史教研室党支部选出的代表参加了这个会议。随着形势的发展,参加者扩大到100人、130人。我每次参加会议都作了记录,此文主要依据我的记录写成。

      整风会议内容有三项,一是回顾和检查半年来党校揭批四人帮的运动;二是进一步从政治上、思想上批判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和他们在理论上的一系列谬论,肃清其流毒和影响;三是进一步弄清校内同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

      很明显,以上一些重要提法(如批判极右实质)是当时的统一口径。还要说明的是,中央党校当时的五七学校领导班子是文革中由康生和他的老婆曹轶欧一手操纵建立起来的。

      整风会议每天开半天会,以全体会议为主,小组会为辅。全体会议由胡耀邦主持,采取民主的方式,大家发言摆情况,揭问题。在会议刚开始的几天,他很少讲话,只是耐心地听大家发言。以后,他也没有发表长篇讲话,但在别人发言时不断插话。他的插话针对性强,理论性强,有深度,使与会者受到很大的教育,也使我得到很大的启发和教育。特别是,许多马列语录他脱口而出,又引用得很恰当,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参加这个会议,对我来说,是一次很好的学习,也使我对耀邦同志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当时的中央党校,只胡耀邦一人是中央任命的领导干部,稍后,冯文彬被任命为副教育长,但还没有正式的领导机构。整风会议在某种程度上起了临时决策的作用。胡耀邦在617会上讲在文革中被打成反动组织的红战团平反时说:我同某些人交换了意见,请各小组讨论一下,可不可以以这个会议的形式,对这些比较重要的案件经过讨论作出决定,不由某些人批(准)。党的会议,党校是有权威的,百把人的会议作出决定。以后,这个会议又成了工作机构,有关复校的一些重要事情,也是由这个会议讨论决定,并分头办理。整风会议进行中有两次休会,延续到9月开学以后才结束。十月,中央任命了中央党校临时党委。

    整风会议的深远影响

      通过整风会议,揭露了中央党校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平反了冤假错案,落实了干部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酝酿建立了中央党校的行政机构和教学机构(经党中央批准),初步清理了思想理论问题,为复校开学做了许多准备工作,会议开得很有成效。但是,这个整风会议的意义和作用,远远超出了中央党校。从全面拨乱反正角度看,其作用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之一:揭露了康生的问题

      康生善于投机钻营,从延安的抢救运动到十年文革,他不择手段,捏造罪名,迫害好人,是有名的迫害狂。他摆出老革命和理论家的姿态,骗取了党的信任。文革开始,成为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名噪一时,以后,他又登上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的高位。康生是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核心人物。康生于197512月病死,悼词对他作了很高的评价。康生长期代表党中央主管中央党校(据说从1958年开始)。文革刚开始,康生就诬称中央党校是反毛泽东思想的顽固堡垒文革中,中央党校成为重灾区,康生和他的老婆曹轶欧是罪魁,中央党校的许多事情都涉及他们。但当时康生的牌子还很硬,不能碰。(康生的老婆曹轶欧在十一大还进了中央委员会)。粉碎四人帮后,中央党校的揭批四人帮运动,仍由康生在文革中建立起来的中央党校五七学校领导小组主持。整风会议上,一些人在发言中不断提到康老,认为党校造反派的问题在于不听康老的招呼。造反派检查交待的基调也是这样,认为自己基本正确(因为康生是正确的),只是没有很好听康老的招呼。很明显,不揭露康生的真面目,中央党校的问题就不能真正揭开。随着会议的逐步深入,不少人感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

      在93的整风会议上,一位同志在发言时提出了康生的问题。胡耀邦当即表态说,刚才这位同志提出了一个事关重大的问题。一个党员对现在的领导,对过去的领导有意见可不可以提呢?我看,有意见是可以提的。这是符合我们党的组织原则的,是符合我们党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一贯教导的,也是和这次十一大一再提倡的要发扬我们党的民主,健全我们党的政治生活,恢复和发扬我们党的优良传统相符合的。但是,第一,提意见必须实事求是;第二,只在我们党的会议上提。党章规定,在党的会议上可以批评任何人。在党的会议上提意见是合法的,是党员的权利,是不可侵犯、不可剥夺的;第三,不贴大字报;第四,我们将大家的意见如实向中央反映。胡耀邦有原则地、理直气壮地支持了大家的要求。

      很快,在中央党校十六楼一层的走廊墙壁上,贴出了揭露康生的小字报。小字报迅速增加,贴到二楼,又贴到三楼,人们纷纷去看。这个爆炸性的消息不胫而走,从校内到校外,在北京、在全党全国引起强烈反响。

      揭露康生的问题,不仅是中央党校揭批四人帮运动的突破性进展,也是全国揭批四人帮运动的重大进展。

      1978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对康生进审查。19801016,中共中央决定开除康生的党籍,撤销对他的悼词。

      人们赞扬说,胡耀邦到中央党校才几天,就把康生揪了出来。揭露康生,显示了胡耀邦的政治勇气和很高的政治艺术。

      之二:开始了思想理论上的拨乱反正

      中央党校是一个重要的思想理论阵地,整风会议揭露出来的问题,大量的与写文章、出书有关。通过与会者的揭发,耀邦掌握了大量这方面的具体情况,也促使他深入考虑这方面的问题。在55的整风会议上,耀邦总结一个月以来的会议情况,他说,会议主要是揭露了实际问题,这也是很自然的。大家的兴趣,大家的要求,是解决实际问题,唯物主义嘛!但是会议有不足的地方,从思想上、理论上、政治上批判不够。他进一步提出这样的问题:四人帮在林彪垮台后,还敢于搞他们那一套,而且很凶,时间很长,要研究一下。我看他们有两条,一是以假乱真,肆意篡改马列、毛主席思想;二是结帮篡党,实行法西斯专政。他说,这个以假乱真可厉害啦!他先把你的思想搞乱。从这个意义上,进一步理解理论的重要性,捍卫马克思主义、主席思想,宣传马克思主义、主席思想的重要性。就在这个月的一次整风会议上,他明确提出,要把被林彪、四人帮颠倒了的思想是非、理论是非、路线是非颠倒过来。我听了他这个话,留下很深的印象。接着,耀邦就思考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他同秘书陈维仁和其他一些人考虑,采取办刊物的办法。他自己先想了几个题目,又让人推荐办刊物的人选。

      64日上午,整风会议继续进行。会前,新任胡耀邦秘书的陈维仁通知我,全体会议后留下参加小会。11点,整风会议提前结束,接着。胡耀邦就召开小会,与会者共十来个人。最后,他说,要办一个刊物,先搞几个人,有人提出孟凡、沈宝祥同志,还有几个人,先搭一个班子。这时,我才知道,要我留下参加会议,是要我参加办这个刊物。我就是由此开始参加这项工作的。在这个会上,耀邦说,我注意的是,三五年把科学态度搞好。这个搞不好,我们党还可能走弯路。他所说的科学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经过紧张的筹备,715,耀邦创办的《理论动态》就正式创刊。耀邦就是以这个小刊物为主要阵地,推进思想理论上的拨乱反正,开展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

      把被林彪、四人帮颠倒了的思想是非、理论是非、路线是非再颠倒过来。这是胡耀邦的语言,以后,才有了拨乱反正的用语。胡耀邦确立了这个认识后,就大声疾呼。

      1977822,胡耀邦在中央党校传达十一大精神时,讲了他对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的看法。他说。所谓到底,我体会主要是三条:一、把同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牵连的人和事彻底地清查出来;二、要把被四人帮颠倒了的路线是非、思想是非、理论是非全部颠倒过来;三、把遭到四人帮破坏的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恢复发扬光大。1977年8月底,他在党校领导干部会上又说,对四人帮对我们思想、路线、理论上的破坏,是非颠倒,不要低估,要把这些东西颠倒过来,不经过一场严重的斗争不行,任务比较艰巨,时间可能更长,要几年时间。在当时,胡耀邦的这些话,确是远见卓识。思想理论上拨乱反正,有如此重大的意义,所以,他用很大的精力来抓这件事。

      之三:平反冤案的最早实践

      整风会议开到5月份,就提出了平反冤假错案,落实政策的问题。对这个问题,胡耀邦讲了几次。

      197757,胡耀邦在一个领导骨干的小会上说,落实政策,我们是按照党的原则办事,不是按照哪一个同志过去怎么讲的办事。落实政策是以事实为准,以党的政策为准,不是按照哪一个人说了怎么办,这不涉及对中央哪一个同志信不信任的问题。胡耀邦关于以事实为依据处理案件、落实政策的思想和主张,在这个时候已经提出来了。整风会议建立了落实政策领导小组,依照耀邦提出的指导原则,进行工作,进展很快。当时,党校落实政策的情况很快传到外面,发生了很大的影响。

      1977810,胡耀邦在整风会议上说,落实党的各项政策,总起来说,关系到我们是不是按照毛主席的一贯教导、毛主席的路线办事的问题。在这个关系大是大非的重大问题面前,我们全党绝大部分同志,全国绝大多数人民是坚决的,呼声是很高的,态度是很坚决的。随后,他就指导三位同志撰写了那篇著名的文章,即《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此文于1977107,即粉碎四人帮一周年时,在《人民日报》发表,引起轰动,吹响了平反冤假错案的号角。

      对于出现大量冤假错案这个严重现象,胡耀邦考虑得很多。

  • 胡耀邦发动和组织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纪实(下)

    2007-3-06

    胡耀邦发动和组织真理标准问题

    讨论纪实(下)

    沈宝祥

    组织中央党校八百学员讨论总结十年文革

      19784月中旬,在中央党校党的学说十天课程中,将经胡耀邦最后审定的《关于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若干问题》(提要,征集意见稿)这个文件,发给全体学员阅读、讨论。这就是一些文章所说的中央党校一千学员的讨论。准确地说,是八百学员。中央党校复校第一期学员共807人。高级干部班147人,对象是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党组成员,省市自治区党委常委以上干部,部队军以上干部,其中有一些是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级干部班496人。宣传理论干部班164人。这些学员层次高,涵盖全党全国。

      我当时没有参加学员的讨论,但查找到了当时的部分记录和材料,也向一些毕业学员作了调查。这些资料反映了当年讨论的情况,摘录如下。

      广东的三位毕业学员进行座谈后,给我写来的回忆材料说,在党史学习中讨论了对第九、十、十一次路线斗争的认识,当时党校提出对文革若干问题认识的稿子给我们讨论,尽管那次讨论还未全否定文革,但对我们思想解放推动很大。有的同志提出对文革应倒三七开,有的人开始怀疑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口号是否正确。当时中央党校在耀邦同志直接领导下,思想解放,实事求是,有一个很好的学风。这些学习,为今后认识真理标准问题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来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校的两位学员说,在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以前,他们就讨论了胡耀邦同志指导起草的《关于研究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若干问题》的文件,对这个文件提出的应当以实践为检验真理、辨别路线是非的标准,大家完全赞同。

      理论部一位姓杨的学员在党小组会上发言说,去年三月中央工作会议,华主席的讲话,个别地方很值得考虑的,凡是毛主席的英明决策都要拥护,天安门事件的两个决定,过去大张旗鼓说是英明决策,怎么维护?他说,十一大,还把走资派还在走那句话写在文件上,这是什么意思?这句话经不经得住推敲?全党要整党整风,我看政治局首先要整风。捍卫毛主席的旗帜,要真正捍卫正确的东西,要捍卫根本的东西,不是什么都捍卫。

      参加这一期学习的内蒙古自治区党委领导干部王铎(学习后任自治区党委常务副书记),给我写了比较详细的回忆材料。他说,大家联系实际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理论路线是非问题,我记得的有:进行文化大革命是否有必要;什么是修正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应怎样估计我党的基本情况;我们党内是否存在着一条反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路线和刘少奇反党集团;党的八大二次会议确定的中国主要矛盾和党的全部工作转入以社会主义生产建设为中心和1962年夏北戴河会议提出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究竟哪一方针是正确的,符合实际的等问题。在学习讨论过程中,胡耀邦同志几次到支部会和各学习小组会上,鼓励大家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畅所欲言,要求把讨论的问题更集中些,更深入些。当时,有两种思想针锋相对,争论激烈。一种是认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要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另一种是认为,这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原则,不符合毛主席一贯倡导的实践第一的观点,不能使党领导人民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这时,党校胡耀邦等领导很重视这一争论,教研室、《理论动态》都派人来听讨论。我所在的小组都赞成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并结合学习毛泽东的认识论

      我们这期党校学习是19785月初结束的。19785月下旬,我从中央党校学习回来后,自始至终地抓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学习和讨论。在这场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讨论中,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站在前列,积极领导全区广大干部群众,联系内蒙古的实际,展开了学习和讨论。

      高级班的另一位学员杨西光,在这次学习讨论中明确了实践标准。他到《光明日报》任总编辑后,看到拟在哲学专刊发表的《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文稿后,决定加工提高后作为重头文章,在第一版发表。这也生动地反映了中央党校这次学习讨论的积极作用。

      我查看了下班教员的汇报材料和其他材料。从这些材料看,学员们对这个文件的讨论很认真,也很热烈,因为有四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装袋子),大家没有什么顾虑,思想比较解放。绝大多数人认为,关于研究这三次路线斗争的一些指导思想和原则,比较明确,对于引导大家正确地研究党内的路线斗争是很必要的。有的组还专门讨论了什么是标准。有些学员说,在讨论中,过去有不同认识的重大问题,这次也初步摆了一摆。那么,学员们究竟摆出了哪些问题呢?据下班教员的汇报,学员提出的问题有以下一些:

      对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如何评价?

      对武汉七二事件如何评价?

      对杨余傅事件如何评价?

      怎么把林彪写入了党章?

      对一月风暴,多数同志持否定态度。

      对九大、十大的政治报告如何看?

      三次大会对三次路线斗争的总结是否还是正确的?

      这么大的党,被林彪、四人帮几个人搞到崩溃的边缘,是什么原因?我们的路线上有没有问题?
    在群众中组织战斗队,划线,对不对?

      有的学员提出,什么叫损害旗帜,应划几条杠杠。

      有的学员对文件提出意见,说稿子本身回避了一系列问题,如海瑞罢官、二月提纲、五一六通知、红卫兵大串连,等等。

      以上这些问题,都是文革中的重大事件和问题,提得很尖锐。对这些事件和问题的肯定或否定,涉及对文化大革命的总体评价。

      在讨论中,也有相反的意见。好几个小组尖锐提出,为什么讲第九次路线斗争时,没有写叛徒、内奸、工贼,为什么摘掉三顶帽子?这是原则问题。有的人提出,要以九大、十大、十一大的文件为依据。有的人认为,文件中有些提法过分,如说党的优良传统彻底破坏了。还有的人说,中央不讲话,我们没法讲。在讨论中,反映出两种倾向,即实践标准与两个凡是思潮的对立。

      这次讨论意义重大。

      首先是,有力地推进了思想解放。就在半年以前,党的十一大还大讲,文化大革命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而且说,文化大革命这种性质的政治大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这表明,对十年文革还是不允许怀疑,更不允许说。这一次,中央党校八百学员热烈认真、比较畅所欲言的讨论告诉大家,文化大革命是可以讨论的,也是需要讨论的,从而开启了思想的闸门,至少是打开了一条缝,为今后的思想大解放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基础。中央党校三部在理论宣传干部训练班教学总结中说,经过一年多的学习,在学校大力提倡和党内外宣传教育的影响下,特别经过了对《三次路线斗争若干问题》讲稿的讨论和修改,反复学习和讨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问题,全体学员普遍受到了一场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深刻教育。中央党校的学员覆盖全党全国,他们同本单位有密切的联系。中央党校的讨论情况很快会传到各地,这种影响力不能低估。

      其次,通过讨论,学员初步理解和掌握了实践标准。前面摘引的材料说明,大多数人都同意实践标准,有的小组还专门讨论了标准问题。实践标准与两个凡是的对立,就是两条思想路线的对立。这次讨论,实际上也是在一定程度上对两个凡是思想路线的批判与否定。

      第三,在讨论中,学员们用实践标准初步检验了文化大革命,大家摆出了十年文革中的许多问题,对文化大革命提出了质疑,有的则从根本上提出疑问。本文前面列举学员在讨论中提出的问题,就是有力的说明。

      第四,这次讨论为不久后开展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准备了干部。前面所举内蒙古来的学员王铎,就是很好的一个例子。王铎在他写的材料中说,19785月下旬,他从中央党校学习回内蒙。在北京时,胡耀邦同他谈话,告诉他,回去后,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务副书记。王铎说,他回去后,自始至终地抓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学习和讨论。在大讨论中,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站在前列,积极领导全区广大干部群众,联系内蒙古的实际,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展开了学习和讨论。毕业后到《光明日报》任总编辑的杨西光,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另外,中央党校将讨论的情况,以及学员提出的问题,上报了党中央,对中央领导层肯定会起某种作用。

      在讨论过程中,也反映了学员对真理标准的理解还存在一些问题。有些人不同意实践标准。同意实践标准的人,对实践标准也有不同的理解。有人提出,各人的实践不同,究竟根据谁的实践来确定哪个是真理呢?这就促使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决定撰写有关真理标准问题的文章,并创造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在以后发生重大影响的提法。

    审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稿

      1977410日,邓小平给叶剑英、华国锋和中共中央写信,提出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准确完整的提法,是针对两个凡是的,是一个新提法,对大家很有启发。但是,准确完整强调的是,不能搞片言只语,还不是分清是非的标准,而拨乱反正的形势发展要求分清是非,辨别真理与谬误,这只能求助于实践标准。从准确完整到实践标准,这是拨乱反正的必然逻辑。历史正是按照这样的逻辑发展的。胡耀邦指导的《理论动态》也是这样。

      《理论动态》第9期(1977825日)刊登的《理论工作必须恢复和发扬实事求是的作风》文章,就批评了对待是非,不是以客观实际为准的倾向。第31期(19771225日)发表的《文风和认识路线》一文,就明确提出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这些文章都是胡耀邦审阅定稿的。1978326日,《人民日报》也发表了一篇《标准只有一个》的短文。可以说,中国的拨乱反正形势发展到1978年,明确提出实践标准,已是水到渠成的事。问题只是,由谁来打响这一炮。这就是,要有一篇有份量的文章,采取适当的方式发表出来。

      胡耀邦两次审阅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第一次是在19784月底或5月初(文稿上未写日期)。耀邦在稿上改了一个字,改了一个标点,在他的名字上画了一个圈。虽然改得不多,但连标点都改了,表明看得很仔细。此稿退回后,吴江又开列名单,让孙长江再征求意见,特别要孙给龚育之打电话,请他仔细阅看,提出意见。孙、吴二人对文稿又作了不少修改。56日,理论动态组讨论文稿(孙长江参加),孙再一次修改。56日,耀邦在他家召开理论动态组会议,孙长江将修改稿交我请耀邦再次审阅。耀邦看完后,对大家说,我认为可以了。他对文稿的两个地方提出要改一下,并征求大家的意见,大家都表示同意。我随手将耀邦的修改意见记下。第二天,是星期日,我将耀邦的意见抄写清楚(在另一份稿上),星期一上班时交给了孙长江。孙即向印刷厂发稿。

      那时,《理论动态》的稿都是由耀邦审阅定稿,但审阅两次的稿很少。1978`510日的《理论动态》第60期,发表了经耀邦审定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第二天,即511日,《光明日报》公开发表这篇文章,署名是:本报特约评论员。这意味着,胡耀邦对这篇文章承担全部政治责任。

    顶住压力,推进讨论

      新华社在当天将《实》文作为国内头条新闻转发。512日,《人民日报》等多家报纸转载。当天晚上,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就接到严厉指责这篇文章的电话,说这篇文章是要砍旗,在政治上很坏很坏。胡绩伟立即向胡耀邦通报情况。第二天(513日)下午,胡耀邦在家里召开理论动态组会议,由胡绩伟通报情况,大家进行议论。胡耀邦批驳了砍旗的指责,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他说:历史潮流滚滚向前,是无法阻挡的。

      在随后的日子里,提出和坚持两个凡是的人,对新闻界特别是耀邦施加了很大的政治压力,他们批评特约评论员,几次点了胡耀邦的名。

      在这关键时刻,邓小平多次发表谈话,鲜明地支持实践观点,批评两个凡是1978722日,邓小平和胡耀邦谈话,表扬《理论动态》是个好班子,明确讲,这篇文章是马克思主义的,争论不可避免,争得好,根源就是两个凡是。小平还对耀邦说,以后可以多到他那里去。

      在邓小平和罗瑞卿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支持下,胡耀邦积极推进这个讨论。

      胡耀邦指导理论动态组撰写了多篇论述实践标准,批判两个凡是的文章,如《历史潮流滚滚向前》、《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耀邦曾说,关于这篇文章,罗瑞卿同他通过六次电话)、《一切主观世界的东西都要经受实践检验》、《伟大的实践论指引我们夺取现代化建设的胜利》,等等。

      胡耀邦同《人民日报》等新闻单位的负责人保持密切联系,给他们出主意,相互配合,协调行动。在这个大讨论中理论界与新闻界合作得很好,做出了很大贡献,这中间,耀邦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胡耀邦主持下的中央党校,成为推进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一个重要阵地。197885日,由吴江对全体学员讲了《当前的一场讨论》的专题课,耀邦审阅并修改了讲稿。中央党校的哲学课将真理标准问题作为重点,其他有关课程也结合真理标准问题。在中央党校的指导和带动下,地方党校的教学也密切结合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这一时期,在中央党校和地方党校学习培训的干部,数以万计。这些干部在党校学习以后,回去就成为组织和推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骨干力量。

      1978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作了高度评价,标志这场讨论已经取得胜利。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胡耀邦作为中央宣传部长,把深入开展这个讨论作为一项重要任务。他主持召开理论工作务虚会,进一步分清了实践标准与两个凡是的是非,有力地推进思想解放。他继续指导理论动态组撰写文章,推进讨论深入发展。他具体指导某些讨论开展不起来的省市,打开了局面。

      以上事实足以说明,胡耀邦是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发动者和组织者。

     

  • 胡耀邦发动和组织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纪实(上)

    2007-3-06

    胡耀邦发动和组织真理标准问题

    讨论纪实(上)

    沈宝祥

      19785月开展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是适应当时历史发展的迫切需要,由胡耀邦发动,在邓小平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的支持和领导下开展起来的。胡耀邦作为这场大讨论的发动者和组织者,功不可没。本人有幸在胡耀邦的指导下,参与这场大讨论,是这场讨论中有些事的参与者和见证人,现将有关情况记述如下。

    提出用实践标准总结十年文革

      这要从中央党校的复校开学讲起。

      1977109日下午,中央党校在大礼堂隆重举行复校后的第一个开学典礼。这是大家盼望已久的日子。这一天,天气晴朗,秋高气爽,金色的阳光洒满党校大院,中央党校呈现出一片喜气洋洋的气氛。兼任校长的华国锋和叶剑英、邓小平等中央主要领导人,先在礼堂前广场分别同学员和教工人员合影,然后进入礼堂。

      在开学典礼上,华国锋讲话后,叶剑英也发表了讲话。他在讲话的最后提出:我希望在党校工作的同志,来党校学习的同志,都来用心研究我们党的历史,特别是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历史。现在的年轻人不一定知道这三次路线斗争,我简要地介绍一下。文革开始,首先打倒刘少奇和邓小平,称之为第九次路线斗争;19701971年反对陈伯达、林彪,称之为第十次路线斗争;1976年粉碎四人帮,称之为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所谓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涵盖了十年文革的全过程。总结这三次路线斗争的历史,实际上就是总结十年文革。叶剑英要求中央党校总结这三次路线斗争的经验。这是当时大家很关心的问题,也是来中央党校学习的学员最关注的实际。这又是异常复杂、敏感、艰巨的任务。

      组织中央党校的学员研究总结十年文革,这是一件非同寻常的教学任务,需要周密思考,制订计划,有组织有步骤地进行。副校长胡耀邦对这项任务十分重视,又很慎重。他决定在党建课程中拿出十天时间,组织学员进行讨论研究。他让党史教研室和党建教研室合作,先搞一个实施方案。

      这两个教研室的同志经过多次研究,包括听取学员的意见,于11月搞出了一个方案。

      1977122日上午,胡耀邦召开中央党校党委会议(这时中央党校的领导体制是党委制),会议由副教育长冯文彬主持,参加者有成仿吾、吴江等人,党史和党建两个教研室的负责人缪楚璜、周逸及有关人员列席会议。会议首先由缪讲他们的方案。缪说,学员问题很多。学习要求是划清文化大革命中两条路线的界限,主要是批判林彪、四人帮的观点,基本方法是编文献交给学员自己学习研究,教研室只是启发诱导,不讲大课。缪还讲,文件不好编。很明显,他们是在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前提下来总结的。

      胡耀邦听了他们的方案后说,我看你们的稿子不能用。你们自己把历史都颠倒了,这个不行。文件要立即收回。他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受林彪、四人帮干扰,没有按主席的想法搞,文化大革命的许多做法就不是主席思想。普遍夺权是主席思想吗?不是。坐喷气式是主席思想吗?主席领导几十年,是这样的思想吗?主席历来不是这个思想。十几年的党史都讲歪了。胡耀邦明确说,这十几年的历史,不要根据哪个文件,哪个同志讲话,还要看实践嘛,要用真正的主席思想,通过实践检验来分析。以哪个讲话,哪个文件为根据,不是科学态度,那就不是研究了。他还列举政治、经济等方面的许多事实,说明文化大革命造成了严重破坏和危害。他举粮食产量为例说,去年全国粮产5800亿斤,能相信吗?我们讲党史还能讲13年大丰收吗?还能讲假话吗?党史颠倒的东西多了,我们不能这样讲。

      与会者议论很热烈。下面摘录与会者的发言:

      听了耀邦的发言,缪楚璜的思想也放开了许多。他接着提出,究竟反对了林彪、“四人帮”没有?在九、十次路线斗争中,主席路线是否占主导地位,我没有想清楚。

      胡耀邦:问题好答复。比如,延安审干,路线,主席九条方针是正确的,但抢救运动结果是错的嘛!百分之九十八都错了,还能说对的嘛,历史已作了结论。

      冯文彬:“文化大革命”是抢救运动的发展。

      杨长春(一部主任):比抢救运动厉害多了。

      黄宣文(校务部副主任):公安部七个副部长,只有一个没有坐牢。

      胡耀邦:在座的党委委员,百分之九十都是从监狱里拉回来的。

      吴江(哲学教研室主任):“三次路线斗争”很复杂。“前言”有几句话不错,但后边没有贯彻。有很多提法过去是中央文件提的,现在值得考虑。什么工人运动,农民运动,一月风暴,夺权的大好时机。没有一月夺权(胡:我看是反革命风暴,王洪文、张春桥的风暴,一月逆流,二月抗争),哪来打倒一大片,还有革命委员会。(胡:这都是抄来的,可以原谅,要是独立思考出来的,就很严重)夺权怎么样?“四人帮”夺权就是打击党,打击老干部,大批判批来批去还不是批老干部。所以(“文化大革命”),从头到尾都要清算一下。清算是否算“文化大革命”的帐?毛主席说三七开,就是算了大帐嘛。我们要在这个大帐下具体算。

      白映秋(三部主任):三次路线讲不讲?问题很重要,这一期讲不讲?问题很大。这是全党关心的问题。我们可以研究,有些问题要中央作结论。有些理论问题,如夺权,革命当然要夺权。“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是否要夺权?短短的时间,我们的水平,行不行?

      伍辉文(校务部主任):对毛主席看过圈过的文件怎么看?有些是他们欺骗,有些是断章取义,接过革命口号干反革命,另外,有些事物也有一个认识过程。

      桑子桢(二部主任):这门课重要,不好讲,必须用现在的观点看过去,有些问题要跳出框子(胡:当然要跳出框子),有些问题党校解决不了,学员称之为敞着口的问题。

      胡耀邦:你们的整个体系都是抄来的,要用真正的主席思想,通过实践检验来分析。

      李玉晨(政治部副主任):很重要,难讲。按这个提纲讲,会更混乱。这期不讲,让大家议(胡:要讲,是怎么讲法)。

      成仿吾(中央党校顾问):政权问题是根本问题,今天值得研究。列宁提是十月革命前,要夺取政权。今天我们有政权是要巩固。林彪、“四人帮”尖锐提出这个问题,就是为了夺权(胡:他们是要彻底改恶,而不是改善)。今天是否还提谁是敌人,谁是朋友?这本来是明确的。现在要大胆重新考虑。

      听说我们党在农村群众中威信很低。今天这样,明天那样,究竟怎样才对?这就是林彪、“四人帮”的破坏。错了,帐为什么不能算呢?毛主席带头算了帐嘛!为什么不可以算十六条中,提出要重新组织革命队伍,这同毛主席说的干部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好的,有矛盾。选文件,有困难,我们不好说,当然,十六条还是好的。给上海的贺电行吗?

      杨长春:一部学员对“文化大革命”有些问题搞不清楚。四川一个干部说,我们是走资派,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回潮,儒家,逸民,还乡团,总是挨整,许多问题不清楚。砸烂党支部,用对斗地主的方法斗干部。党校是反毛泽东思想的顽固堡垒,也有17年的估计问题。

      李一非(政治部主任):一些提法很值得研究,像谁是敌人,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似乎这是经验,还是林彪、“四人帮”有意歪曲篡改马列主义,取消党,打倒一大批老干部?是制造舆论篡党。

      主持会议的冯文彬说,问题比较重要,也是全校学员关心的,必须研究,避也避不开。要研究党史就要恢复党的传统,敢于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如果脑子里还有旧的框子,精神枷锁,就研究不好。已经粉碎“四人帮”了,不应再说违心之言,做违心之事。没有这一条,根本不要干。按着现在的方案搞,越搞越糊涂。搞党史要恢复历史本来面目。尽管难,但时间不能拖,越早越好。一月风暴什么性质?我们看事实,不管那个电报主席看过没有。(胡:以哪个人讲话、哪个文件为根据,不是科学态度,那就不是研究了)用客观事实作标准才是科学态度。

      胡耀邦:由吴江同志牵头,缪、周参加,下周到我处开会,冯也参加,一个月搞出方案。

      以上材料是一位与会者随手记的,比较简略,但很能说明问题。

      当时的情况,是处在两年徘徊时期。特别是19778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大,仍然全盘肯定文化大革命,肯定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那时,更没有毛泽东晚年错误的概念。因此,尽管大家对十年文革有很多看法,也只能在肯定文革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前提下讨论问题,发表意见。尽管这样,从大家的发言可以看出,思想是很解放的,重点是讲文革造成的恶果。

      中央党校的这次党委会议的主要成果是:(一)明确了命题,提出要算文化大革命的帐,已不是总结什么三次路线斗争的经验;(二)否定了以文件和领导人的讲话为依据,总结十年文革的思路和方法,实际上否定了两个凡是;(三)明确提出了要以实践标准判断这十年的是非;(四)用实践标准对十年文革的一些重大问题初步进行了剖析判断。胡耀邦和冯文彬主持召开的这次党委会,实际上就是用实践标准检验十年文革的会议。虽然与会者的认识并不完全一致,但主要倾向是明显的,就是主张用实践标准来检验十年文革

      胡耀邦在党委会上提出实践标准,不是偶然的。我讲自己经历的两件事。

      在开学典礼前二三天,耀邦找我到他办公室,谈一篇文稿的修改问题。谈完后,我转身就要走,耀邦却说,老沈,坐一下嘛。我就同他一起在沙发上坐下,我发现他的心绪很好。耀邦说,开学的事都准备好了,几个讲话稿都搞好了。叶帅的讲话稿叫他们几个人搞的,不行,后来索性我自己亲自搞了一下。他还说,我的讲话稿中讲了我们党的六十岁左右、四十岁左右、二三十岁的三代干部,接着,他站起来,一边踱着方步,一边背他讲话稿中的一段,并问我,怎么样?我说很好。叶帅讲话稿中有这样一句:如果理论不能指导实际,不受实际检验,那算什么理论呢!决不能把理论同空谈、吹牛甚至撒谎混为一谈。这里,已经讲了实践标准。以后,在理论动态组会议上,耀邦多次重复这句话,说明他对这句话很重视。

      还有一件事。1977年秋季的一天,我们理论动态组的几个人在耀邦办公室,谈完事以后就聊天。有人突然问,耀邦同志,你对文化大革命是怎么看的?耀邦说,思想是光辉的,实践是错误的。他的话脱口而出,说明早有考虑。接着,他又解释,他老人家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为了反修防修,这个思想还是光辉的。但是,文化大革命的实践是错误的,我们党内哪有那么多走资派!整人,内蒙搞内人党,整死那么多人!13年农业大丰收,哪有那么回事,经济很糟糕,困难得很。他列举许多情况,说明文革是错误的。这就是用实践标准检验的结果。

    指导撰写学习文件

      1210,胡耀邦又召集起草文件的人开会,进一步明确撰写这份文件的要求,确定了文件的名称和结构。几位同志紧张地工作,很快写出了一个稿子。1978118,吴江将这个初稿报送胡耀邦。耀邦在120写了如下批语:路子是对头的。只是太简略了。应该意气风发地同时又严密周详地加以充实。现在大约是1.4万字,可扩充到3万字。吴江等人听取各方面意见,包括召开一部学员座谈会,经过反复研究,在4月初写出了第三稿,经胡耀邦审阅同意,定名为《关于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若干问题》(提要,征集意见稿),共讲六个问题,全文四万两千多字,文后注明写作者是:党史室三次路线斗争研究小组。

      这个文件提出了研究三次路线斗争应当遵循的原则,第二条鲜明地提出了实践标准。全文如下:第二,应当以实践为检验真理、辨别路线是非的标准,实事求是地进行研究。毛主席指出: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路线的正确与否,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要由实践的结果来证明,由路线斗争的实际总结果来检验。要尊重历史事实,掌握与所研究问题有关的事实的全部总和(列宁)。绝不能像林彪、四人帮那样玩弄个别实例,来替卑鄙的勾当作辩护,搞所谓事实为政治服务。离开实践或者闭眼不看历史事实,来争论路线是否正确,除了徒劳无益或者受骗上当以外,是不可能得到任何结果的。

      现在看来,这个文件很不彻底。确是这样。这个文件以十一大对文化大革命的论断为基调,对三次路线斗争是肯定的。在当时的具体条件下,也只能这样写。这个文件的高明之处在于,提出了实践标准,强调要以路线斗争的总结果来评判十年文革。坚持实践标准,必然走到彻底否定文革的一步。

      这个文件的另一个高明之处是,在肯定对文革采取三七开的前提下,强调对错误不能含糊。文件第六部分(最后一部分)讲研究中应当注意的两个问题,其中第一个问题讲三七开,讲到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时,强调要弄清楚错误究竟发生在哪里,是什么性质,包含哪些内容,它们是如何发生的,应当如何纠正等等。很明显,这是要求大家认真对待文革的错误。这样的讨论,必然使大家深入思考文革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讲澄清路线是非与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的关系。文件指出,只有首先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把被四人帮歪曲了、纂改了的东西一一纠正过来,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才谈得上捍卫高举。文件强调,教育方面的两个估计,文艺上的黑线专政论等等,都应当揭批,只要完整地、准确地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遵循毛主席的一贯教导,并坚持以实践为鉴别真伪是非的标准,那末,任何伪装、借口,都是可以剥掉的。这种方法和态度本身就是毛泽东思想。这些,同前面讲的实践标准是相呼应的,实际上针对了两个凡是。(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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