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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磨难黄湖
作者:杨春祥      时间:2007-02-13   来源:
 

  胡耀邦同志离开我们整整十年了。他在团中央工作时,对我们这些年轻干部的培养和教育,以及传下来的正直、廉洁、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优良品德和工作作风,都使我永志不忘,铭刻在心。他在“文革”特别在黄湖磨难中的表现,更令人难忘。

  “文革”前,我在团中央搞行政工作。一九六八年的驻团中央机关军代表,要我当了第一连的连长。在一九六九年四月到一九七二年我在河南潢川县黄湖农场团中央“五七干校”期间,耀邦同志也被军代表分配到一连来“劳动改造”,他成为我“领导”下的一个“兵”,真是颠倒了乾坤。我们一连大多是机关行政干部和工人,论家庭出身,可谓“红五类”是主要成份。当时军代表把耀邦同志放在一连,是寄希望于“阶级感情深”的“五七战士”,加强对当时被污陷为“三反分子”的耀邦同志的“改造”。实际上大家对耀邦同志都十分敬重。当时在“五七干校”,团中央全体干部是按军事化原则建制的。我这个连长,在劳动上是“工头”,在政治上则是军代表实行军事管制利用的“工具”。我们当时不能公开地抗拒军代表的一些做法,只能是在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关心照顾这位久经锻炼的对党忠心耿耿的老同志。在那漫长的日日夜夜里,耀邦同志如果没有从艰苦磨难中挺过来,其后果不堪设想,现在回想起来真是有些后怕。

  在“文革”中,团中央被林彪、“四人帮”定为“修透了”的加以改组和撤销的单位。团中央这支干部队伍在军代表眼中自然成了“修正主义的苗子”,需要从政治上加强改造。在一段语录的指示下,“一个命令”,从机关的最高领导层书记处的十一位书记(团中央原有十三位书记、候补书记,在“文革”长期的乱批乱斗中,书记张超、惠庶昌已被迫害致死)到全部工勤人员和各直属单位的各方面的业务干部两千多人,不管老、弱、病、残,一锅端到了黄湖。机关的办公楼和宿舍被北京卫戍区占用,住大院里面的干部有如“扫地出门”一般,带着反复精减了的日用杂物,扶老携幼到黄湖“安家”。军代表还反复强调说:“要选有发展余地的地方做为干校校址,我们应考虑到下一代,要为他们着想,不然今后子子孙孙如何生存呀!黄湖农场这地方不错,选定为干校,可以围湖造田,是有发展余地的。”这实际上是按林彪、“四人帮”的路线把团中央及其直属单位的这批经过党长期培养教育的干部统统打入另册,长期留在黄湖劳动改造。当时我们在黄湖的劳动和生活条件都是十分艰苦的。住房要自己盖,没有饮用水要自己打井,还要抢种、抢收稻麦,挖渠开沟、防汛抗洪,劳动强度是超负荷的。年轻的干部一天累下来,都感到腰伸不直,浑身疼痛;对于年过半百,身体瘦弱有病的耀邦同志来说,得要付出多么大的艰辛,是可想而知的。

  当时团中央和各直属单位被迫下放到“五七干校”的两千多人,自一九六九年春至一九七○年秋仅不到两年的时间,因超负荷劳动及营养不好而死亡在黄湖的就有七人,中年领导干部钱大卫(团中央常委、国际联络部部长)、知名作家吴小武同志等都因劳累引发心脏病而猝死,遗骨埋在黄湖。然而军代表却经常身背猎枪到处游荡,打鸟、打野鸭、打兔子,把当地农民的驴腿打残也不了了之。

  在生活方面军代表对广大干部限制很多,不准去集市买食品。干校的生活营养不够需要补充一点,特别是携家带口的干部要给老人和孩子买块豆腐,也被上纲为资本主义思想挨批判。相反,军代表把水壶当做酒壶,随身携带时常喝上两口。一次我因汇报连里整党情况闯进了军代表的办公室,他们竟然围在炉旁煮鸡吃。他们不仅常去集市买甲鱼往北京家里捎,有一次回到北京的军代表还特意打电报到信阳,要我为他们买活鱼捎回北京,此事我当然没办。

  耀邦同志对于被军代表定性为“三反分子”,是一直不服的,但他同机关广大干部在一起劳动,自觉性却很高。他患有严重的痔疮,经常脱肛流血,十分痛苦,但仍然坚持和大家一起干活。每次出工他都带一个小盆,当别人休息时,他就在稻田里舀点水到草丛里去洗痔疮,坚持和大家一起劳动。无论是脱坯和泥,运砖拉石,推谷晒场,风车扬麦,插秧割草……什么苦的活他都干过。比如脱坯吧,一个土坯重约二十五斤,最棒的小伙子,一天也只能脱五十块,而他却勉强用足体力,努力去脱,一天脱二十多块。军代表还要他轮流到各连去劳动,接受群众的监督和批判。一次到五连,正赶上“龙口夺粮”的时候,一环扣一环,个个都在紧张地脱粒、扬麦、推草、装袋。耀邦同志以他身高不满五尺、体重不足百斤之躯,也带病同大家一起干,一次他竟累得跌在场边的小沟中,但他爬起来仍坚持干。此情此景至今回忆起来仍使人辛酸不已。看到他身体不好,大家都关心。我们连干部有时就借宿舍需要留人值班为由,在全连大会上点名留他在宿舍“值班”,为大家晾晒被子。有时在场院劳动遇雨,在抢粮食入仓时,他也争着同大家一样扛那上百斤重的麻袋。这时我们不得不采取“派活”方式“分配”他去干轻一点的活,让他负责过秤、记账。有一次他病重,需要去潢川县医院检查,我们当然有责任照顾他,未请示军代表,就派人陪耀邦同志前去。军代表知道后,批评我们说:“劳动任务那么紧张,还派人陪胡耀邦去看病!”质问我们:“有这个必要吗?你们是怎么想的?”似乎我们犯了什么政治性错误似的。我们就敷衍几句加以搪塞。

  艰苦的劳动没有摧垮耀邦同志坚强的意志。尽管他顶着强大的政治压力,但在劳动中总是乐呵呵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大家都感到耀邦和蔼可亲,愿意和他谈心聊天,甚至还可以同他开开玩笑。在一次脱坯时,我笑着对他说:“老胡呀!我们几个小伙子的工资低,坯脱得多;你是高工资,坯脱得少。你一月的工资四百多块,还不如用你的工资去买砖合算哩,”他呵呵地笑着说:“是这样!是这样!”我们想,像他这样的高级干部,长期放在干校劳动,真是对我们党的宝贵财富的极大浪费呀!有一年国庆节,我和杨文玉同志陪他到三连去,开始他有些顾虑,怕有人对他提些问题不好解释。当我们进入三连驻地时,正赶上大家改善伙食,各个班在包饺子,有的拿出北京捎来的好酒和食品欢聚。见耀邦同志来了,大家都热情地邀请他到自己班里共餐,没有人向他发难。他同大家谈笑风生地度过了愉快的一天,此情此景也使耀邦同志得到了一些安慰。其实在团中央机关绝大多数同志的心目中,并没有把经过长征考验的耀邦同志认为是什么“三反分子”。

  在“五七干校”这样的环境中,耀邦同志仍然坚持不断读书,不断思考,这是他一贯的学习态度。当时他只能读到“三个四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四卷、《列宁选集》四卷、《毛泽东选集》四卷)。晚上他独自坐在蚊帐中读书并记笔记,经常到深夜。有一次,军代表下令要我们去三十公里以外的地方拉车运石头,耀邦同志也不例外。把石头拉回来大家都累得东倒西歪,吃完饭就睡了。可耀邦同志晚上仍然读了一会儿书,保持精神上的充分信心。这种精神深深地感染了我们。一九七一年冬他回京探亲、看病,一手拿行李,一手拿一摞笔记本,我送他去信阳车站看他拿不过来,就上前帮忙。他只把行李给我,拿着笔记本风趣地说:“这些笔记本不能让你拿,这是我的全部财富,弄丢了你赔不起啊!”他十分珍惜积累的学习心得。

  在朝夕相处的日子,耀邦同志也常同我们这些一般干部谈心,甚至征求我们的一些意见。我体会到,他读马列不是为学习而学习,他是在总结历史经验,分析当时形势,准备复出后再干一番事业。他不是那种苟全性命,明哲保身的人。黄湖的池沼是困不住他博大胸怀的。

  耀邦同志最担心的,是毛主席和党中央把他忘掉了。他曾说过,在抗日战争初期,就是毛主席发现了他,把一个二十三岁的青年破格提拔为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的,当时还有人说他太年轻哩!他到团中央来也是毛主席点名的。一九五二年六月中央调他来北京,准备赋予政府部门领导工作的重任。但当时团中央领导人需要调离,党中央突然把他选上了。毛主席找他谈话,问他:“你敢在大庭广众中作报告吗?”“你敢给知识分子谈话吗?”他作了肯定的回答。毛主席说:“好!我就要这样的人,你去!”少奇同志当时还向他解释为什么要改派他去团中央的道理:“你年轻,曾经做过团的工作,你领导过一个省,有全面工作的经验,你当过军委组织部长,人缘好,能联系各方面的关系,选来选去,就选中了你。”他当时虽然没有精神准备,还是服从了组织分配。这就使我想起一九五二年耀邦同志调来团中央工作的一天傍晚,全机关的工作人员大会是在正义路三号院内召开的,大家席地而坐,主持人话不多,当时给我这个小青年的印象却非常深刻。他说:“中央调我来和大家一起做好青年团的工作,这是中央对我们的信任。就我个人来说,这副担子很重,但是我有信心搞好。因为有三个依靠:一有党中央的正确领导,这是做好我们青年团工作的根本保证;二有一批有经验的多年从事青年工作的负责同志,我可以随时向他们请教,取得帮助,把工作搞好;三有我们青年团一支好的干部队伍和广大团员队伍。”他接着说:“有这三条还不够,还必须请今天在座的同志们经常地监督我们书记处的工作,一旦发现我们有了缺点,特别是我有什么不妥的地方,请同志们毫不客气大胆地提意见嘛、批评嘛!不要有顾虑,若是打击报复,你们就向中央告状嘛!告我胡耀邦的状嘛!”多年以来,许多事例说明耀邦同志对待来自机关同志们的批评始终是采取欢迎态度的。这种欢迎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态度,不正是共产党人的优良作风吗?耀邦同志还经常教育团干部,工作中要想着群众,关心人民的疾苦。他说过:“我们做事情、想问题,心里要装两个数,一是七亿,二是二十亿。一切要从全国和全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考虑问题。”他要求出差的每一位同志都要关心和反映基层人民群众的要求。因此,凡是到外地工作或出差的同志都有及时反映情况的任务。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我和辛克高等同志到黑龙江办农场开荒种地,生活在太康县太和大队的群众之中。一九六一年春,当时春旱种不上地,群众怕日后没吃的,一次在太和大队至县城公路上的一条大水坝上聚集了上百群众,阻止运粮车队往县里运粮。我目睹了这一群众抢粮的情况写信作了反映,登在团中央内部刊物《团的情况》上,耀邦同志及黑龙江省委都很重视此事,省委派了调查组进行调查,耀邦同志也指示我们作进一步的了解。由于我们对群众的疾苦了解不够,体会不深,加上我们有恐“右”思想,再次写出的报告,把发生抢粮事件的原因归结为“是阶级敌人的破坏所致”。耀邦同志看到我们的报告后明确指出:“群众阻止公家运粮,恐怕是农民群众没有吃的东西,我们的干部又不关心群众的实际困难,是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吧。如果有阶级敌人破坏,也是利用了我们工作中的问题。”因而耀邦同志提出,先解决群众的实际困难,然后再清查坏人。耀邦同志心中装着群众,惦记群众的困难,这不就是共产党人的崇高品德吗?

       种种往事萦绕心头:像耀邦这样一个好同志好领导,出生入死四十年,怎么一夜之间就成了“三反分子”呢?团中央的工作哪一点是黑的呢?为什么一定要斗倒斗臭,置之死地而后快呢?为什么在他已经出席了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和第九次代表大会以后,还要逼他只身来“五七干校”,剥夺他工作权利和应有的政治权利呢?这种种究竟是为了什么?当时我们一般干部是无从得到解答的,也不能公开提出来,但我对上述的种种做法,对干校军代表这样摧残折磨干部产生了怀疑。对耀邦同志给以可能范围内的关照和帮助,是我们出于对耀邦同志的敬仰。

  胡耀邦同志还非常注意全党和全国的大事,这是他多年来的习惯。他还需要对形势进行客观分析,如我们这些一般干部什么时候能分配工作,他自己何时能够为党继续工作。当时能够了解中央和全国的一些情况,对耀邦同志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因此我们背着军代表,主动让耀邦同志阅读连队里一份县团级的中央文件。他非常高兴,有时还自动地同我们议论某些党内的大事。有一次,我问耀邦同志,你参加九大时,在会内会外都接触了谁,他们有何表示?他说,会内接触比较多的是邓大姐,她对我有些关照,在会外碰到过谢富治、李志民和张体学。谢富治见到他装做不认识,趾高气扬地一扭头就走开了。李志民态度比较好,张体学还很热情,鼓励他:“不要有顾虑,要想开些。”我说:“你应当同邓大姐取得联系。”耀邦表示应当如此。

  其实早在一九七○年的春节,耀邦同志和其它干部回北京家里过年时,就曾给邓大姐写过一封信,报告在干校的情况。后来邓大姐给耀邦同志回电话,被军代表接着,邓大姐只好请军代表转告他说:“耀邦同志的信我收到了,这次就不请他来我这里了,下次回来我们再谈。”军代表对此十分恼火,回干校后就批评胡耀邦直接给邓大姐写信,没经过军代表是错误的。军代表很怕耀邦同志和邓大姐直接取得联系,因而指责耀邦同志无组织无纪律,但军代表不得不把邓大姐的话传达到。

  有一次我参加军代表召开的会议,内容是推选四届全国人大代表,除了决定干校的候选人名单外,还把中央推荐的名单也读了一遍。会议结束后我回到宿舍说起这件事,耀邦同志认真地问:“中央推荐的都有谁呀?”我说听了一遍记不住。他说你印象最深的有哪几个?我说我原来认为不可能的有两位,这次推荐名单中有。他急切地问是谁呀?我告诉他是张闻天和邓子恢。耀邦同志听后高兴地说:“这是毛主席的路线,团结大多数。”“犯了错误要给出路,给改正错误的机会,不给出路一棍子打死不是毛主席的路线。”这以后他似乎感觉到自己复出工作的机会有望了。

  干校在进行斗批改时,军代表不把胡耀邦定为“三反分子”似乎无法向上交差。他们首先要耀邦同志在干校大会上进行检查,当时对耀邦同志的压力很大。有一天晚上,他找我和李汉平同志(当时汉平是排长)说,我的检查已写好,请你俩先提提意见,于是他念给我们听。当谈到“团的工作十七年中的某个时期或某一问题上,我们有错误,这我是承认的;但十七年的工作,不能否定,总的说十七年是红线,不是黑线。在某一时期及某些问题上的错误,我一定好好地检查。”当时在林彪、“四人帮”控制全党的情况下,胡耀邦同志坚持实事求是地评价十七年团的工作,我们从心眼里佩服。之后,我被调到副业连任连长。我记得那一年“七一”党的生日,我同指导员李文耀同志商量请耀邦同志给副业连的青年讲讲长征,意欲教育青年同志艰苦奋斗。我就去请他,耀邦同志诚恳地表示,“我不好讲,因为现在许多宣传材料都说井冈山会师是毛主席和林彪,我怎么说呢?”他当时对林彪、“四人帮”肆意歪曲党的历史就很愤慨。

  一九七二年秋,军代表宣布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全部“解放”,惟独不解放胡耀邦。因为他既不承认是“三反分子”,也不承认是“走资派”。军代表责问他:“你在‘文革’初期已承认自己是走资派,为什么现在又翻案了?”耀邦同志说:“文革开始,我是团中央的第一书记,我承认是走资派,否则,对其他书记压力太大。现在我看清楚了,我根本不是。”军代表拍着桌子和他吵,要他在定为“三反分子”的结论上签字。耀邦同志理直气壮地说:“我不是三反分子,不能签。”军代表发火了。耀邦同志说:“你急什么嘛!你把你们对我的结论报到中央去,我在结论的后面写上我自己的看法,让中央来决定嘛!”最后军代表无可奈何地只好这样办。周总理看到报告后,迅速把胡耀邦同志调回北京,检查身体,保护起来。
    
   
黄湖所在地区的广大干部,对耀邦同志是很尊敬的。一次耀邦同志回京,我送他到信阳车站等候上车,因车站人多拥挤,没有地方休息,我就找到值班站长,他听说是胡耀邦回京候车,马上打开贵宾室,请耀邦同志进去小憩。信阳车站的站长,没有把耀邦同志看做是“三反分子”。但是军代表知道为耀邦同志回京购买了软卧票后,似乎有什么想法,问我为什么给胡耀邦买软卧。我理直气壮地回答说:“他是五级干部,中央还没有降他的级。我只知道他的工资已经补发,级别待遇已经恢复。全总的李颉伯、外经委的方毅,他们回京乘坐的都是软卧,胡耀邦为什么不可以?”军代表哑口无言。为了定耀邦的罪,他们望风捉影不择手段,把耀邦同志回京后来看望他的人多了这一现象,诬蔑为富强胡同(耀邦同志的家)是“裴多菲俱乐部”,作为向“四人帮”请功的材料。几年以后,驻团中央的一位军代表被分配到国家机关一个部委任副职。曾在团中央工作过的一位同志对耀邦同志说,这个军代表既无能力,整人又那么凶,为什么还要重用他?耀邦同志平静地说:“还是要给他出路嘛。”两相对比,耀邦同志是何等宽大的胸怀。

  耀邦同志回到北京以后,处境是好多了。但他渴望能够为党重新工作,作出自己的贡献。一九七五年耀邦同志被派去中国科学院工作,不久,在他的主持下一份针对林彪、“四人帮”的有理有据的《汇报提纲》问世,义正词严地指出“文革”对科学战线的破坏,着手进行整顿。在“四人帮”再一次掀起的“批邓联胡反右”的恶浪中,耀邦同志再一次被批斗、被打倒。历史前进的潮流不可抗拒,正当“四人帮”妄图篡党夺权之时,他们的末日到了。中国人民迎来了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新时代。耀邦同志也迎来了他真诚为党为人民服务的辉煌的最后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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